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新的问题和视角
李路路
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有关中间阶层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我将暂时搁置有关中间阶层界定、中间阶层异质性等等方面的争论，而是将中间阶层视为一个整体，讨论在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研究上需要推动的“问题转向”。
大量的研究和现实都已经表明，中间阶层具有多面向的社会—政治功能，例如，中间阶层是一个保守的阶层，具有“稳定剂”或“缓冲器”的社会功能；或者是一个激进的阶层，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有时在某些社会和某个时期，它又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即依附于威权、甚至是独裁的政体。在这一点上已经无需再多的讨论或争论，因为各种功能特征都是事实。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鉴于中间阶层在现实中所彰显出来的不同功能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讨论，应该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争论中间阶层的单一功能特征维度转变为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会彰显出某一社会—政治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特征的转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转向”对于相关研究来说更具意义。
而讨论这一新问题的理论前提是对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因为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基于其基本性质在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
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位置的概念，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界定，例如，收入（财产）、职业、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主观认同、社会关系等。无论是何种维度，其核心都是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中间位置以及与上、下阶层的关系结构。可以说所谓“中间阶层”就是“嵌入”在过去的两分等级结构中所形成的三分等级结构。中间阶层多维度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征就根植于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中。它们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和上、下阶层的关系构成了中间阶层“矛盾特征”的基础。
此外，中间阶层功能特征的多维性质，不仅源于它们在复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的弱小和壮大意味着它生存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影响力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如果上述关于中间阶层基本性质的分析是成立的话，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间阶层有可能彰显某一社会—政治功能。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复杂因素的问题，但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典型的个案资料，建立起一个理想类型式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将新的分析思路清晰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在新的视角下将需要关注的因素提取出来，构成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社会的秩序化程度等三个因素，构成了中间阶层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空间，因而也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随着这些环境因素相互关系模式的变化，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也会发生改变。
1.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经济—技术的发展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更替，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其次，经济发展意味着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原本一个两分的结构日益转变为“三极化”的结构。再次，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迟缓或“中断”将会直接影响中间阶层的生存和利益。所以，现代经济发展不仅是中间阶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间阶层也会彰显出不同的功能特征。例如，我们在某些新兴工业化社会所看到的中间阶层由依附到激进的转变。
但是，再没有把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更为简单的社会科学分析了。经济发展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地区）中间阶层所彰显出的社会功能特征：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结构背景下实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现象，除了受到经济发展的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彰显同样如此。
2.政体。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中间阶层所彰显的社会—政治功能具有重要影响。政体可以被区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两种基本类型。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别考虑两种政体的影响或意义。
在“民主政体”下，权力结构及其等级秩序是通过公民及其（利益）组织公开、合法、有序和竞争来建构的，因此，政体对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响应性，即政体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制度安排相应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下，虽然在中间阶层上面还存在一个上层阶层，但是，其相对独立性在相应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证的，其特定利益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可以将这种社会位置在代际之间延续下去。因此中间阶层更有可能成为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或人们所使用的其他一些概念，如“稳定器”、“缓冲层”等。
“威权政体”意味着国家保持着对社会较高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各种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威权政体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中间阶层社会功能的彰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中间阶层将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逐渐发育和成长，但因为其发育、成长都依赖并得益于威权政体主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因而总体上表现出依附性特征。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随着中间阶层的壮大，其相对独立性和利益日益凸显，因而导致与威权政体的矛盾和冲突，其“激进”的反体制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有可能开始彰显。
3.（社会）秩序化。社会秩序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等级秩序（包括分层秩序，或者阶级秩序、阶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内容之一。无论是在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下，“秩序”和“混乱”都是可能存在的社会状态。
在有秩序的状态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政体背景下，中间阶层有可能表现出保守或激进的特征。尽管激进的中间阶层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但这样的激进运动大多是一种低度混乱的运动，不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社会无秩序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过程，而且更有可能威胁到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当中间阶层不足以主导社会秩序时，它就有可能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反而会表现出强烈地借助于威权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经济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的倾向。
在这样的环境模式下，中间阶层的功能特征可以得到基本确认，并且给出了这些环境变量与中间阶层不同社会—政治功能的逻辑联系。但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结构。上述分析只是指出了决定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基本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许发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例如，意识形态、国际环境以及中间阶层本身的因素等。一句话，中间阶层不同的社会—政治功能是社会环境模式的产物。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处于高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正在经历渐进式制度转型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空间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对它的社会来源及结构、形成过程、行为取向和社会功能等都将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对于中间阶层来说，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或“总体性社会”，其所形成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空间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新旧体制的并存，以及旧体制对当前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而中国持续高速的现代化过程又推动了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的迅速壮大。中国中间阶层所面临的是一个带有特殊因素的环境模式，这一模式最终决定了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
来源：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