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

 [摘要]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反观,认为概念界定清晰、不同研究之间进行对话、样本要有足够代表性、因果方向明确以及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控制等问题依然是国内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关键词]城乡;生活质量;主观幸福;研究述评

一、主观幸福的研究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人类曾经梦寐以求的如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所说的“丰裕社会”在美国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但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并没有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幸福。相反,遭受以情感障碍为突出表现的心理疾病———抑郁症折磨的人数迅速增加。同时,自杀行为的扩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抑郁的人显然不幸福,哪怕他再成功或富有;而自杀行为更昭示了实施该行为者最为极端的不幸福。为反驳传统经济学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客观因素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指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一些经济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以及交叉在这些学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起了生活质量研究运动,开始构建人们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强调主观的精神生活对于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在生活质量研究运动的推动下,主观幸福领域的研究作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延伸和补充,自此不管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旨在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真正起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1978年肇始的三十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让原本贫困的老百姓先后跨越了温饱生活水平和总体小康生活水平,尽管目前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至2007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46619亿元,如果不是因为汇率的原因,2007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德国位列世界第三位。无论是不怀好意、心存疑虑的西方观察者还是国内最顽强的市场经济怀疑论者都不得不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不仅如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理由相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一些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很多普通老百姓只要愿意几乎每天都可以品尝过去过年才能一饱口福的美味佳肴;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再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彩电为珍宝,而是把眼光盯上汽车、别墅和高清等离子电视等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奢侈品。但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国家一样,成倍增长的GDP和人均GDP并没有给人们的幸福带来成倍的增加。不仅如此,生态环境的恶化、劳工权益的损害、社会公正的缺失、人际竞争的加大、身心健康的削弱等等还降低了很多深受其害的人的幸福感,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怀念起那种“贫穷的但却幸福”的过去时光。抑郁和自杀现象发生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身上一点也不见少。毋庸置疑,伴随中国经济增长解决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后,经济增长对于国民幸福的总体贡献正在逐步降低,人们对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主观幸福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显然,“对于处于社会发展相对较低阶段的人们来说,其所能获得和享用的各种客观生活条件、其所能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平等级等等,在其生活质量中占有更大一些的比重。提高和改善这种客观的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于那些社会发展相对较高阶段的人们来说,由于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因而这种客观生活条件、物质生活水平在其生活质量中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而他们各自主观上对自己所处的生活水平的认知和感受却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相应更大一些。

二、国内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相关研究在温饱的基本需求满足后转而对主观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背景下,国内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人口学、统计学、管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搜索引擎篇名中输入检索词“生活质量”发现,从1990年到2008年(截至10月5日)的近二十年期间国内各级别期刊上总共发表有4746篇文献,而这一期间发表的有关“主观幸福”的文献也高达417篇之多。同时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也雨后春笋般地纷至沓来。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成型阶段后,21世纪的生活质量研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研究者开始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在如此之多或理论或实证的研究文献中,笔者尤其注意到近几年来以下几项大样本基础上的有关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实证研究。1、奚凯元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2004年4月中旬由奚凯元教授主持的针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第一次测试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个城市进行,获取样本200个。主要结论为:(1)6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2)总的来看,人们都认为将来会比现在更幸福;下一代会比自己更幸福。(3)从各城市之间来看,人均月收入与幸福指数没有直接关系,上海人均收入最高,幸福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收入最低,幸福指数排第二位;杭州人均收入居中,幸福指数最高。(4)在每个城市里面,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直接相关,收入越高越幸福。奚恺元教授在访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期间还主持了“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研究。该研究针对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杭州、南京、沈阳、西安、广州10个城市生活的2750人进行了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旨在探索不同城市市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及其相关因素;另外还通过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和搜狐网刊登的问卷对2371名女性(由于男性样本太少,无法有效分析,最后只使用了女性样本)进行了调查。(1)城市幸福度(含城市总体幸福度和城市具体幸福度)方面的结论为:经济基础和幸福的确具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另一些诸如生活节奏、生活便利程度、人情关系这些不直接被GDP囊括的“软性”因素因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2)生活幸福度方面的结论为:安居(房产)乐业(固定职业)是幸福之本;住房面积大的人的确比住房面积小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住房面积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相对收入与生活幸福度的关系比绝对收入与生活幸福度的关系更密切;性生活对生活幸福度的影响比婚姻状况对生活幸福度的影响大;越是注重物质的人越是不幸福;越是注重面子的人越是不幸福。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瞭望东方周刊》携手奚恺元教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总体幸福度的调查扩大到31个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取得有效样本近7000个,旨在探索不同城市市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影响城市总体幸福度的因素,以及不同城市市民及其子女的去留意愿。2、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关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年度报告作为一家独立的专业调查研究机构,袁岳博士领衔的零点研究咨询公司自1993年开始利用不断完善的“零点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指标体系”(HorizonLifeQualityIndex),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每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及未来预期进行年度追踪测评,旨在为民意研究学者和社会学者搭建一座通往人们内心深处、多角度了解民意的桥梁。在调查的取样方面。零点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城镇地区)和整群抽样方法(农村地区)分别针对城市居民、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全国各地进行抽样。抽样地相对稳定,2007年度抽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7个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7个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及武汉黄陂共8个农村地区。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方面。零点在比较历年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后发现:2001～2005年间,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连续5年均高于城市居民;200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有较大幅度提升,超过农村居民;而在2007年,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又有所回升,城市居民有较大回落,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再次跌至农村居民之下。零点在考察影响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各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后发现:(1)2007年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均是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显示出城乡居民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对于精神文明高度关注。(2)个人经济状况、工作与职业状况依然是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3)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物价波动承受力、未来收入预期和消费时机认同度等经济因素对于生活感受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4)对于城镇居民来说,除了物价波动承受力、未来收入变化预期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持续增强之外,自我未来社会竞争力预期和政府管理信心度,特别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度等因素对于生活感受的影响作用也有了显著提升,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对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较之2006年有所下降。(5)与前几年相同,2007年依然呈现出“总体生活满意度更多受微观环境指标影响,而受宏观环境指标影响相对较小的趋势”,并且,一些满意度较低的微观环境因素,如个人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物价波动承受力、个人社会保障等因素对于生活感受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城乡居民幸福感方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自2004年首次将幸福感纳入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研究;2005年,在测量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同时,增加了了解居民幸福和不幸福原因的内容;2006年,在测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同时,零点试图寻找幸福家庭的条件以及有效提升人们幸福感受的因素所在。2004～2006年三年间,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有下降趋势,使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三年得分分别为3.79分、3.72分和3.64分。其中2006年的调查发现:(1)认为幸福家庭具备的前五项条件分别为,家人身体健康(67.2%)、家庭经济条件(58.3%)、代际间(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关系融洽(53.4%)、夫妻感情和睦(41.9%)、住房条件(31.3%);(2)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更看重夫妻感情、住房条件等因素对于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农村居民更看重儿女出人头地、家人生活充实等因素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作用。3、邢占军等对中国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研究学者邢占军2002年采取因素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编制成由54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Well2beingScaleforChineseCitizen,SWBS2CC54)和2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2CC20)用以测量城市居民整体主观幸福。该量表由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10个分量表组成。量表适用人群为18岁以上成人。邢占军2004年运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对山东省范围内1224个样本(城市和乡村居民各612个)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分量表上,城市居民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由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的观念与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城市社会,因此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距反映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差距。2004～2007年间,邢占军还运用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对来自北京、沈阳、昆明、西安、广州、杭州6个省会城市的3710个样本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在构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中,成长进步体验处于最高水平,知足充裕水平处于最低水平且低于理论均值。(2)总体而言,中国南北方、东中西部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不具有显著差异;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人际适应体验6个分量表上,南方城市居民高于北方城市居民;在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4个分量表上,北方城市居民高于南方城市居民;在知足充裕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4个分量表上,东部城市居民高于中西城市居民;在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6个分量表上,中西部城市居民高于东部城市居民。(4)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总体上呈递增的趋势,等等。该研究还对北京、沈阳、昆明、西安4个城市居民及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相关研究评价奚凯元、袁岳、邢占军等人及各自领衔的团队关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公众、媒体和个人对于幸福的全面理解,推动了学界在主观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领域的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也直接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城市科学规划中的决策参考。其中奚凯元组织的“中国省会城市幸福感调查报告”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的重要依据;袁岳担纲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年度“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成为社会转型期了解民意和评估社会发展的良好途径;邢占军主持编制的原创性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较广范围内的试用已经被证明具有理想的测量学特性。尽管如此,从严格的学术角度,上述研究以及国内类似的调查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1、概念的界定问题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和测量的前提。社会学视野下的“主观生活质量”和心理学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或“幸福感”)在内容上都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且都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己的内涵和测量指标。但二者各自“鲜明的学科背景所体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特别是二者探讨问题的出发点

和归属点,则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主观生活质量”相对于“客观生活质量”而言。“客观生活质量”注重宏观的、以社会为单位的整体指标,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成为统计学、经济学用以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指标,进而作为政府部门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主观生活质量”注重微观的、以个人或群体为单位的指标,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相对侧重这方面的研究,对其测量主要借助于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其目标是在不断改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同时,还应努力促进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满意的方向发展。相比而言,“主观幸福”的测量不仅包含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整体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还包括人们情感层面的体验和评价(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或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其中认知层面的评价相对稳定、相对持久、相对理性;而情感层面的评价则往往更加感性、更为短暂、更容易变化。笔者注意到,现有研究对于上述概念之间差异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比如,邢占军在《测量幸福》一书中表述的题目为“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初步比较研究”,而发表在《社会》杂志上同一内容的题目为“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可见,邢占军基本上是将“主观幸福感”和“主观生活质量”二者等同了。在零点的调查报告中,“幸福感”被认为是“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指标”,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借助于“生活满意度”,而没有包含居民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沈杰因此认为,“对于幸福的理解,实际上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或价值观研究等领域,因此,绝非一份调查问卷和一个心理量表就能胜任的。

2、不同研究之间的对话问题
每一领域的研究者注意将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讨论,即同一领域不同研究之间的对话是有效推动整个领域研究层层深入、推动研究结论不断完善的基本做法和研究规范。但我们注意到,主观幸福领域内出现了不同研究者由于测量指标的选择互不相同导致了研究结果之间不一致甚至相反从而无法比较的现象。比如零点在《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中认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而邢占军2006年在《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中认为“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分量表上,城市居民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二者各自给出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前者认为,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上的客观差距并未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和幸福感,农民的期望值相对城里人更低;后者则认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距反映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差距。再比如,零点在《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认为近8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奚凯元《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对6大城市测试发现仅有10%的被调查者的幸福感较高。在影响主观幸福的因素上,零点强调了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的重要性;奚凯元强调了房产、固定工作、相对收入、性生活、注重物质倾向、爱面子倾向等因素的作用。“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物、一种客观的现实,那么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来说,自然就有一个谁的研究方法相对科学、谁的结论更接近这种客观现实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引起认真探讨,也没有引起该领域中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导致了一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不相干、互不讨论’的局面。”2004年零点生活质量报告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各方面的质疑:有人诘问,“农民幸福,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抛家舍情,千方百计到城里,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为讨微薄收入而跳楼,为疾病、为子女上学而愁白头?”;有人发难,“科学院漠视农民痛苦足以使有良知的人愤慨”;也有农民没好气地说,“谁说咱农民最幸福,咱跟他换”;有人呼吁“别拿公众幸福当噱头”;还有学者批评指出,“城乡差距高达三四倍,农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现在不要奢谈农民更幸福”。可能由于备受争议,笔者注意到零点在2007年的生活质量报告中不再提及城乡居民幸福感比较的内容。奚凯元的城市幸福度研究也遭到了质疑,“幸福城市排行榜总的说来不够客观。虽然心理学的观点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必须用可靠性、重复性来衡量,但是像幸福感受这样的情感衡量,还是得有兼顾主客观两方面、比较成熟而科学的标准。相信这也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根本所在,得出的结论必须由主观客观结合进行验证,否则就是唯心主义了。

3、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抽样的基本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种实现“由部分认识总体”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是架在研究者十分有限的人力、财力、时间与庞杂、广阔、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之间的一座桥梁。但实现样本统计值对于总体参数值精确、可靠的估计就要求样本的代表性———样本的集合特征大体接近于总体的集合特征。而样本的代表性往往借助于概率抽样方法,即保证“总体中每一元素都有同等程度被抽中的可能”。具体的概率抽样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以及多段抽样等。目前关于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结论之所以引起争议和质疑,其中很大原因在于样本选取的代表性不足。比如,奚凯元的6城市幸福指数测试样本量过少(仅200个),应该算不上一次严格的科学调查。而10城市生活幸福度调查样本代表性是有严重缺陷的:由于自愿在网上填写完整问卷的90%以上来自女性(访问这些网站的大多数是女性,也可能由于女性更有耐心填完整个问卷),最终2371份样本没有包括男性。如果再考虑到上网人群的特定年龄、收入、兴趣等因素,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不能推论到样本之外的。尽管31城市的幸福度调查取得有效样本近7000个,但奚凯元也承认,根据此次大规模调查进行的城市幸福度排名以及排名中微小的差异在统计上也许不具有可靠性。2008年6月25日,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的一份题为“你幸福吗?———厦门市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及家庭生活情况调查报告之四”的报告通过媒体向坊间发布,该报告结论为“9成以上厦门人感到幸福”。然而,该报告刚一发布,就引来众多网友和市民的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9成以上”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据介绍,这份调查是在厦门某个社区做的随机调查统计。因此有人尖锐地指出,“且不谈这个调查样本是否属于统计部门‘量身定做’,拿一个社区的抽样调查样本得出全市9成市民幸福的调查报告,本身就不具有代表性。

4、因果的方向和影响因素的控制问题现实社会生活中,两个变量之间既有可能存在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也有可能存在不确定的随机关系。相关分析可以借助于相关系数测量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但由于随机变量(比如x和y)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由于x和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致,也可能由于x和y之间存在某些复杂的公共因素所致,因此计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能表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使确定因果关系也不能确定因果的方向。相关分析基础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用于研究一个或一组变量的变动对另一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其中路径分析可以考察总效应,并将总效应分解为决定效应和虚假效应,而将决定效应又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详析模式通过引入第三变量(或称检验变量)进一步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辩明分析通过引入前置变量考察x与y是否真有因果关系;阐明分析通过引入介入变量考察x为什么会或怎样影响y;条件分析通过引入条件变量考察在不同情况下x与y是否存在不同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回归统计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控制其他变量的手段理清因果分析中的特定逻辑关系,但其本身与因果关系没有直接关联;回归统计分析仅仅是我们理论模型的数字式反映,统计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立取决于代表这些社会现象的变量所处的场景,因此需要根据理论常识和对以往理论的推导才能建立”。考诸上述实证研,尽管研究者给出了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若干因素,但主观幸福与这些因素的因果方向探究还不是很充分;进一步而言,在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单单就某个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结论是冒险的。比如仅仅研究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的单项关系是不够的,因为幸福感高有助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年龄和幸福之间的相关还有可能因为幸福感影响了人们的寿命;失业影响了幸福感,反过来,不幸福的人往往更不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奚凯元也承认,“正如其他类似调研一样,我们的研究只能确定不同变量中有没有相关性,而不能确定它们中的因果关系。比如,在性生活和幸福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更多的性生活能使一个人更幸福,还是更幸福的人会有更多的性生活。

四、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建议中国目前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此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有着特殊性意义,如见证城乡二元分割局面的松动到破解给民众尤其是农民带来巨大福利的历史变迁过程,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观念从片面追求GDP到科学发展观、国民幸福观的转变。可以说,社会和谐与民众幸福相得益彰,主观幸福领域研究必将方兴未艾。为此,针对以往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领域实证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首先要厘清相关概念,比如清晰界定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客观幸福与主观幸福、整体生活满意度与特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幸福与快乐、瞬时幸福与总体幸福等等基础性概念。其次,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测量指标体系,尤其是要完善不同于社会指标法(客体测量法)的而用于自陈报告法(主体测量法)的多项指标体系。第三,加强跨学科同类相关研究之间的合作和对话,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它们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对话,可以首先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开展市区、郊区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比较研究。第四,深化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尤其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间关系及其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