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发展模式需要自己创造
亚洲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起源于欧洲人的对立观念，即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有过漫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史，只有日本“脱亚入欧”，仿效列强，侵伐霸道。英美讲究自由，讲究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结果不平等。金融高管、企业高层的过分高收入，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话题之一，雷曼CEO福尔德2000—2007年工资、奖金、期权收入达4.85亿美元，2007年高盛CEO也得到了6800万美元的奖金。为此，奥巴马批评美国企业家、金融高管“奢侈”，让他们学习日本经营者。日本所代表的东亚资本主义讲究团体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全民一体加入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远小于美国，更没有美国企业高管的那种高收入。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从“君主立宪”到“权威主义”，一直没有改变国家主导资本主义的基本路线。战后，美国最终决定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超越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因为“皇权”和“服从”等观念与英美的“自由民主”距离遥远。
关于“东亚模式”在学术上争论了近30年，在笔者看来，这个模式不是英美模式的“过渡模式”，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另外一种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没有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都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黑格尔所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任何特殊都不能穷尽普遍的意义”。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亚洲实际上已经在探索“另一个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声称“没有其他选择”，这和“历史终结论”一脉相承。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好像证明了她是对的。实际上，替代方案多种多样，“后发国家”走向富裕，实现公平，可以有多种路线选择。不论“中国式”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式市场经济，都是可能的选择，实践证明，所谓“逻辑矛盾”的“中国式”，与“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样，超越了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之，即使亚洲全面接纳华盛顿共识，也无法与美国主流WPAS（白人、新教、盎格鲁 — 撒克逊）一体化。亚洲的发展模式需要亚洲自己的创造，如果占世界经济1/3的亚洲，搞成“另外一个世界”，反而有可能建立“和谐”，在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亚洲的选择和创新可能重造“另一个世界”。
摆脱美国的制约
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30年”，美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日本以及整个亚洲地区不可避免地依赖这个“发动机”。上世纪80—90年代，亚洲内部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制造业、贸易和投资的“连锁转换”。在“雁形”发展方式中，日本曾经当过那个“头”，中国台湾、韩国跟进，尔后中国大陆也加入其中。但是，不论是日本、“四小龙”，还是东盟和中国，“最终消费者”还是美国。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既有互补也有竞争。设备投资过剩开始在亚洲出现，服装、电视、半导体、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电子产品，一直到玩具、制鞋，各个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西方各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为争夺新兴市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石油、化工、飞机制造，曾有一轮扩大投资的过程，动因之一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市场机制下的投资决策，往往不是“合理预期”，而是某种“集团行动心理”，常常引发共同的“投资热”，造成大约十年一次的设备投资增减循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热”之后，发生美国“虚拟经济”危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周期性，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长期以来，美国市场支撑着亚洲的制造业出口，由于美国“发动机出现故障”，亚洲各国立刻就“硬着陆”。2008年9月以后，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在钢铁、化工、电器电子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对产能过剩，厂家纷纷降低开工率，原材料市场价格暴跌，加工企业大量倒闭。
在对美依赖的同时，亚洲特别是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区域内的相互依存，也有了巨大的进展。1980年这个区域内的进出口，占其整个贸易额的比率为30％左右，到2003年这个数字接近60％，虽然低于欧盟的水平，决不亚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对外出口的40％左右也在区域内。问题在于金融体系，在这个巨大的制造和贸易经济圈中，交易依然以美元结算，贸易黑字所积累的外汇又回流为美国的国债，支持着“美元霸权”，这种国际关系又制约着亚洲自身的发展。金融危机如此影响中国实体经济，暴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问题。地区内的贸易占了如此高的比率，却依然与美国随波逐流，极不正常。亚洲的选择在于，要么继续依赖美国，维护“美元霸权”，今后还得跟着华尔街沉浮；要么走向“另一个世界”，逐渐摆脱美国的制约。摆脱美国的制约并非闭关锁国，也不可能排斥欧盟、美国，而是建立和欧盟、美国对等的亚洲经济体。当然，这个选择绝非易事，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并非只是幻想。
制衡美元霸权
除了贸易和直接投资，亚洲已经在摸索独自的金融合作，这不是来自“理念”或“亚洲价值”，而是来自经济自身的发展需要，类似于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早在1997年，日本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建议筹资1千亿美元，日本出500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宫泽构想”，主张建立亚洲基金，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安排，日本曾经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主要推手。十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逼着亚洲“旧事重提”，主角不再只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共同组成的“10+3”集团。中国外汇储备有2万亿美元，代替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其它亚洲国家，行为方式相似，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10+3”集团已经具有相当实力来建立地区性金融机制，逐步制约“美元霸权”。有学者认为，1998年，“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钉住美元”，亚洲货币不能从根本上和美国“脱钩”，但它可以抑制国际金融界的投机风险。美联储前理事梅耶，在其回忆录《联储岁月》中写道，当年美国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是因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亚洲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金融市场，要求亚洲进一步“转轨”，学习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而亚洲国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马哈蒂尔，则认为国际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造成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2000年亚洲“10+3”集团，在泰国的清迈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区域货币互换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界定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ASA）的规模，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以后，亚洲“10+3”集团签订了许多双边协议，累积金额超过800亿美元。2008年底，中日韩首脑的福冈会谈，继续着这一协议的思路。地区性双边互换协议，目前资金规模不大，比如中日之间只有30亿美元，日本和东盟有1265亿美元，日本和印度30亿美元，日本和美国则是无上限的美元—日元互换。但是，如果双边货币互换能够进一步扩展，形成多国间互换安排，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10+3”国家集团的金融合作，如果实现机构化、制度化，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监控机构，不但可以平衡短期的市场波动，还将为这个经济圈的实体化提供基础。IMF是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AMF则是亚洲地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方向上中国应当支持这个“内生”机制的成长。
亚洲“内生的发展”
亚洲的未来更取决于“内生的发展”。战后日本给美国当“老二”，靠美国支持经济复兴，高速增长，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不过，日本在依赖美国的同时，在制度建设上另搞一套，如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工会以及“富不过三代”的遗产继承税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式的制度建设目标恰恰在于抑制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体系。传统的集团主义，避免了美国式的贫富差别，优胜劣败，激发日本人“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国民所入倍增计划”、“养老金计划”之类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增大了日本的社会安全网络。与日本不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由于历史、文化不同，以及曾经受到殖民统治，经济二元化普遍存在，都市和农村、都市社会内部的贫富差别十分严重，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也就难以持续发展。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地球上每天有36.5万人出生，其中57％是亚洲人；印度11亿人口，中国13亿，就占了世界的37％。如此巨大的人口资源，使亚洲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基地和加工外包的首选，同时亚洲又是最有希望的市场。中国在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大量引入外资，形成了“两头在外”的生产经营方式，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新的战略转变，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这个转变显得更加急迫。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恢复了布罗代尔所谓“中国经济世界”的国际地位，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将给亚洲带来深远的影响。
市场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使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尤其如此。平衡市场主义的负面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将决定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未来。十年经济衰退，许多人担心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由于藏富于民的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中庸协调，日本社会总体安泰，没有大的社会动荡。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选择，也是一个理性选择。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农村人口还有8亿的大国，如何利用国家的力量平衡市场竞争、增进社会公平，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课题。由于亚洲各国情况相似，使这个课题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近代以来，曾经在农业、商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亚洲，被殖民主义所打破，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毫无例外地受优胜劣败的价值冲击。近代化同时就是“文化失调”，“停滞的亚洲”和“近代的欧洲”成为一种对立图式和固定观念，剥夺了亚洲固有文化的“话语权”。随着亚洲的复兴，除了经济之外，文化反思也随之而来。远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传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前，亚洲早就存在着复杂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中国制造的钱币曾经广泛流通。“10+3”集团、亚洲货币基金、亚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亚洲货币，在亚洲只不过是现代制度形式的“文化复兴”，对于美国和西方，则可能是一场“文化革命”。
美国的战略家说：一切取决于中国
最近，“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有个谈话，他说：“我从没说过美国是民主终结的典范。欧洲代表着这种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欧洲通过努力超越民族国家，比美国更加接近一种真实的历史的终结。美国则继续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荣，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提高竞争力，懂得利用科学技术成长壮大”。福山的结论是武断的，这种武断，恰好来自于作为日裔美国人对亚洲的无知和短视。历史刚刚开始，从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从亚洲的“文化革命”开始。
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与美国“接轨”改革的终结。保尔森最近警告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是的，中国必须建设新的金融体系，但不是继续和美国式金融模式完成“接轨”，继续追随IMF和世界银行。摆脱美元霸权和IMF的束缚，需要一个团结的亚洲，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必要时在金融合作上另起炉灶，和欧盟一样，亚洲的一体化将改变世界的格局，对抗美国的“一家独大”。随着美国地位相对下降，精明的日本早就谋划，并在美国之外的亚洲开辟“第二战场”，实施“对美依存”到“亲美入亚”的战略转变。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中国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超一流大国”，为此“经营资源”必须向亚洲、中国转移，让日本“回归亚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界最积极，不少日本大企业已经将经营重心转移到亚洲，建立以新加坡为中心，兼顾中国和印度“两个战场”的经营体制。因为除了中国，新兴经济体还有所谓“金砖四国”（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金砖六国”（加上了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还有VISTA，又加上了越南、土耳其、阿根廷。不管是“金砖”还是“VISTA信用卡”，“人类有史以来高速增长同时化”的主力是亚洲。历经20余年，欧洲终于实现了欧盟联合，有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区域内贸易欧元决算，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显而易见。随着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一体化，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推进走向“亚元”。人们怀疑，亚洲的“西方国家”日本，是否会真正“回归亚洲”？正像英国“光荣孤立”、“亲美疏欧”一样，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所以“亲美入亚”也有中庸调和的一面，眉目不清。在东亚峰会上，日本政府参加“吉隆坡宣言”，宣称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实力远大于英国，日本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和亚洲，只要中国参与和支持，日本将无法选择“光荣孤立”。
日本人将自己的“回归亚洲”也称为“文化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数典忘祖，搞过一场“脱亚入欧”的“文化革命”。虽然“脱亚入欧”路线成败尚无定论，至少它使日本成了亚洲的“西方国家”，进入了“富人俱乐部”。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使敏感的日本看到其国家利益的所在，“亲美入亚”不是戏言。美国一向非常关心中日关系，最近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出了《2025年世界局势预测报告》，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作了评估；中日关系既有可能保持互利，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对日本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中国强军，使日本继续保持美日军事同盟，也可能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包括多国的安全保障框架。反之，中国经济出现衰退，日本可能联合其他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感降低，日本可能更加接近中国，中国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即使美日同盟弱化，由于国内抵抗势力强大，日本拥有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日本面临威胁时不排除建造核武器。如果中美两国更加接近，美国容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将更加接近中国，韩国、东盟各国和地区也将会顺应潮流。不管愿意与否，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承认，一切取决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