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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敏: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

2017-12-29 14:18:21

    2017年12月22日,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成立十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石小敏、张维迎、杨冠三、谢扬等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合作机构代表等50余人出席了会议。以下内容根据石小敏演讲实录整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明星演出网石小敏: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

石小敏发表主旨演讲

    公意智库成立的时候,我们体改研究会的领导是安志文安老,后来我们历任会长,像宋晓梧会长、彭森会长都是非常重视公意智库的,彭森会长对公意智库的课题也给予很多关注。安老今年去世了,他是一个世纪老人,最近体改研究会给安老举办了一个追思会,我在会上发言还提到给安老做的那副对联。这个对子是杨冠三赞助我们为安老庆祝九十大寿时做的:从革命到改革七十年求索终于点点透,自计划兴市场三十年风云未了丝丝忧。陈鸿昌副会长请书法家写了这幅对子送给安老。当时我就想作为后代人怎么对待前辈?我们经历过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我们今天纪念公意智库十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公意智库实际上只有一个名头,没有任何经费,没有任何编制,还做了一大堆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开这个十周年会是有底气的。
    冯楚军让我讲“改革与改革研究”,这个题目很大,本身也很难回答,但是这几十年一直在做这些事,有些心得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第一,什么叫改革。二十几年前我就在想,有没有改革学?想来想去,如果一定要设立一个改革学的话,用文科来修饰、定义这个改革学,我认为“正在进行时的历史学”最接近改革学的含义。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真正的改革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为什么改革学建立不起来,这是社会学的责任,还是经济学的责任?
    第二个,做研究要区分社会变迁的快变量和慢变量。既然改革学是正在进行的历史学,那么像冠三他们要解放思想,要注重实践,要跟着历史同呼吸、共脉搏地做这件事。而历史本身是曲折的,是有高潮也有低潮的,那么研究相应的在高潮的时候是一种办法,在低潮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办法。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一般来说是两代人,实际上从社会变迁加速的情况来看,甚至可以说十年一代人,相差十年,语言、思想、感情就隔代了,这四十年变化走到现在,好像有些东西还没完全变。
    一个系统要完成向新系统的变迁总是有快变量,有慢变量。快变量变得快,慢变量最后才变,那么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系统,它的慢变量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其实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现,在我们的微信群、同学圈、好友群里头,意识形态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上到最高领导层,比如我们前总理,他赞同普世价值,比如我们刚刚去世的安老,前两年在老干部春节茶话会上,领导让他讲话,他说这二十四字叫做核心价值观,他倒背如流,他说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所以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中国进入WTO、纳入所有这些世界规则,这些规则背后本质上都是那些东西: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普世价值的东西。
    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引起上到高层下到百姓之间的争论呢,它在刷新着慢变量的重整和变化,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争论,但起变化了,而且起的变化是相当大的。所以当你在研究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些情况,当你发现高层没变,老提法还有很多,当你到底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就得搞广东的这种办法才能行得通。这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从上层到底层根本搞不了改良的,只有安徽的农民搞秘密的包产到户,还写血书。现在你能搞改良,跟四十年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所以在改革高潮时候搞研究和在低潮时候搞研究,研究方法、研究路子应当有所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我赞成,就是底线思维,至少有个底线。
    第三,我想说的一点感想就是时代。我们叫新时代,美国大概叫特朗普时代,我觉得对新时代的认识是挺重要一件事,这是带有枢纽性的一个题目。中国过去的四十年,我们进入的这个时代相对比较顺遂,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邓小平有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叫“时代论”。他说时代不同了,二十年不打仗,集中精力搞建设,这个时代论就是他的旗帜,就是他半个全球化的旗帜。当时陈云就不同意,陈云说还是老提法好,“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所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至少是半个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观察历史和社会事务的方法论,它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冷战。以前的好多提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东风压倒西风论、零和博弈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冷战时期的思想,现在全球化了就是地球村,就是合作共赢,就是更高层面上的竞合等等。
    现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也有高潮,高速增长30年的进展。但2008年这个进展被打断了,现在进入所谓逆全球化时期,各国实施不同的对策,但是大体方向上是这样的。做研究的人,时间尺度长,能看见历史的发展方向,现在的研究可能暂时还不能被接受,但是时间长了总有一天会被接受的。而赶时髦——正在全球化的时候认为全球化不行了,专门按照逆全球化的思路去研究,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得意,很有风头,但是没几年,历史又做了重要调整,又进入了另一个时期,那你这个研究完全是废的。所以时代是大的历史方向的一个选择,我认为就观察这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的思维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冷战思维,我们同龄人,包括比我们老一点的人,包括比我们小一点的人,他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比如跟中国相关的朝鲜问题、移民问题、一带一路问题,不同的观点恰恰是这两种时代思维框架的争论。他的经验都是冷战时代的,冷战给予他的,他没有经历过全球化背景重新修整思路,或者你光有全球化思想不依据事实,有可能激进,有可能理想化,也不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说,大的时代就像邓小平开题的改革开放,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一个历史的前瞻性对我们的研究是有指导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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