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
首页关于我们研究领域研究团队专家观点研究成果新闻动态数政时代联系我们
首页 >> 专家观点 >> 李炜 | 与时俱进: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

李炜 | 与时俱进: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

2016-11-28 09:41:18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此文为本期专题“《社会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一本杂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四篇)

    提要:本文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三十余年的社会调查研究进行了阶段性回顾。在社会调查的复兴阶段(1979-1989年),统计调查得到了广泛普及,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取向,切近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但也存在缺乏规范性、科学性、学科建设不足的情况。在成长阶段(1990-1999年),社会调查学科建设走向规范化,学术化、专业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在繁荣阶段(2000年-),一系列全国范围的纵贯学术调查相继问世,使得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科学化研究成为可能,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品质的公共学术资源,有效地推进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此外,本文还对社会调查方法中测量、抽样、资料收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
 
    关键词:社会调查;统计调查;调查方法;纵贯调查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启动,迄今已有近40年的历程,我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是与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同步的。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一直是以学科特有的研究方式——社会调查——关注、描述和研究这一变迁过程的。1986年1月创刊的《社会学研究》是国内社会学领域享有盛名的专业学术期刊,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开展的主要的社会调查研究及其成果,均在《社会学研究》上留下了历史印记。时值《社会学研究》而立之年,笔者回首阅读这三十年中发表于该刊有关社会调查的文献,感悟良多,不揣冒昧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做一回顾和总结。
 
    在中文语境下,社会调查(socialinvestigation)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泛指“一种了解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活动,直接收集社会资料或数据的过程”(袁方编,1997:21)。其实这一概念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查方式,一为以质性研究中的访谈、群体座谈、个案研究等手段收集研究资料的方式;另一为以概率样本、结构化测量工具、统计分析为主要技术特征的采集量化信息的方式。对于后者,英文名之为“social survey”,对应的中文应是“统计调查”或“抽样调查”。囿于主题,笔者对《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调查的回顾仅限于统计调查这一研究方式。
 
    一、中国社会调查的复兴阶段(1979-1989年)
 
    1979年3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社会学会”)。198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近30年后又得到新生。社会学恢复重建后,作为社会学学科重要内容的社会调查方法受到高度重视。1980年5月,在时任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先生的主持下,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会联合举办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个社会学讲习班,张之毅、戴世光、郑尧先生分别讲授了社会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课程;美国社会学家涅尼瓦萨、霍尔兹纳教授以及香港社会学家李培良教授做了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讲座,这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调查作为一门专业课程首次登上讲坛,且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定量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口处的邀请,由中国社会学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主持的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项统计调查——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在北京和四川两地实施。此调查在北京采用单位调查、自填问卷的方式,调查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北京、四川两地城乡调查报告》(张子毅、杨文等,1982)。由于此项首创性的调查开展较早,其成果未能在《社会学研究》上得到体现。
 
    1982年,在雷洁琼先生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北京经济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七家单位合作进行了“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研究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五个不同地区的城市,调查采取立意整群抽样的方法,并首次使用计算机处理和分析定量调查数据,所得到的数据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城市家庭的主要依据。五城市家庭调查研究成果丰富,课题组成员先后出版了四部专著,这四部专著分别是: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编,1985,《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潘允康主编,1987,《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刘英、薛素珍主编,1987,《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李东山、沈崇麟主编,1991,《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双变量和三变量资料汇编》。马有才与沈崇麟合作的《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类型变迁》一文发表在创刊不久的《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2期,这也是《社会学研究》刊载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的肇始之作。
 
    中国社会调查的复兴阶段,正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者出于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出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也基于对量化研究方法的渴慕,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据风笑天教授的总结,在1982-1988年期间,《社会学通讯》、《社会调查与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共发表了94篇社会调查报告,其中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有38篇(风笑天,1989);据范伟达教授的统计,1986-1992年期间在《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86篇调查报告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的已占了56%(范伟达、范冰编,2015:353)。这一时期影响力较大的统计调查有:(1)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全国十四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调查采用多段分层定比随机抽样的方法,在14个省市中调查了7258户农村居民(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编,1993)。《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刊载了戴可景采用此调查数据撰写的研究报告。(2)1987年北京大学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变化”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从北京、上海、四川、黑龙江、河南、广东6省(市)选择了14个县,对2799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3)198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合作开展的“天津市千户居民调查”。这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第一次采用多期横断面调查的研究设计,在天津市内9个区的36个街道抽取1000户不同类型的家庭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从1983-1993年连续进行了十年,为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基础性资料,也为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服务于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范例。这一调查的研究成果首发在《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林南等,1987)。
 
    这一时期,社会学者从事经验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引发了对社会调查方法的讨论和反思。1986年11月天津市社会学学会举办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学调查方法学术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抽样方法和问卷调查的科学性以及科学地运用的问题(津社,1987)。会后,于真根据会上自己的发言和部分学者的观点,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倡言社会调查学科化,应建立包含哲学基础、方法论、方法、技术手段工具四个层面的“社会调研学”(于真,1987),标志着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自立先声。风笑天则对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94项社会调查进行了文献分析和点评,指出当时的社会调查存在“抽样—问卷—统计表格”和“个案及典型—二手资料—列举数据事例”两种不同模式,并分别评析了各自的缺陷与不足(风笑天,1989)。这篇文章是社会学界第一次对调查研究进行的系统反思。卢汉龙则针对问卷调查在设计上缺乏规范的现状,提出“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它是调查双方在调查过程中的一种互动的结果”。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对于问卷中的问题和答案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意义解释体系,双方意义界定体系越接近,调查问卷结果的质量也就越高。字句理解错误、调查意图窥探、社会期望是影响被调查者提供真实信息的主要误差来源(卢汉龙,1987)。这篇关于问卷设计方法的文章从测量误差的角度以及调查过程中双方“主体间性”互动构建意义体系的角度着手,来理解问卷调查的信息质量,超越了“问卷是研究概念操作化的结果”这样的简单理解。上述的一场会议、三篇文章,可以反映出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学界对于社会调查的认识,已从研究的资料收集手段上升到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的社会调查学,并逐步走向专业化、规范化的目标。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一时期社会调查专业化、规范化取向的另一标志是一批专业化的从事统计调查的机构问世。现在能够知道的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调查机构是1986年10月由甘惜分教授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该研究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了为数众多的舆论调查和受众调查。其中1987年5月-1988年5月进行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1987年6月-1988年10月开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调查”等均以调查规模大、主题深刻、社会影响力强而受到各界普遍好评(喻国明、刘夏阳,1993)。成立于1986年底的中国社会调查所是我国第一家民办社会调查机构,该所在1987年11月1日党的十三大闭幕之际,针对首都百万流动人口开展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其调查结果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播出后轰动一时(王坚,1987)。1987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立了第一个官方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开展民意调查,收集公众对政策的心理反应,为改革决策提供社会心理依据。该系统的独到优势是拥有按照科学抽样方法建立的涵盖40所城市的调查网以及分布在这些城市的专业化调查员队伍(中国社会调查系统,1988),这成为日后连续性社会调查采用固定样框、标准化访员管理作业模式的源头。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组织了数十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为改革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社会心理背景材料,在国内外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部分成果曾刊登于《社会学研究》(杨冠三,1988)。除全国性的调查机构外,部分省市也开始建立服务于本地区社情民意调查研究的专业化机构,如1988年建立的广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等。
 
    回顾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前十年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取向。调查主题紧扣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研究者们在婚姻家庭、居民生活、社会阶层、青少年成长、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变迁等领域广泛地开展研究,产生了大量调查成果。这一方面留下了真实记录社会变迁的宝贵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也成为党和政府了解社会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其中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其次,调查业态多元多样。以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发表的社会调查成果为例,调查类型既包括统计调查,也包括实地研究和个案调查;既开展了大量的一次性横断面调查,也发起了连续性调查;调查范围既包括全国省际层面的居民调查,也有具体到单一乡镇、村落、企业、机构的内部调查;调查主持者既有高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有地方政府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一方面体现了改革初期社会各界对社会调查事业的热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初创时期社会调查领域专业门槛低、缺乏学术训练的状况。第三,调查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不足。据风笑天教授对1982-1988年间有关社会调查的评析,抽样调查中采用科学随机抽样的调查只占1/3强,抽样方式不明的竟占了近一半;约1/4的调查报告未说明资料收集的方法;在资料的分析处理上,90%的调查报告只采用了频数统计和交互列联分析,仅有17%的调查采用计算机处理(风笑天,1989)。第四,调查资料开发的深度不够。绝大部分的调查统计结果仅限于对社会现象以及群体间差异的描述,而疏于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探察其形成机制,通常的调查报告模式是用数据描述现象,用主观判断来解释成因。社会研究中常用的“假设—检验”模式几乎没有得到采用。
 
    二、中国社会调查的成长阶段(1990-2000年)
 
    进入社会学恢复重建的第二个十年(1990-2000年),社会学领域的统计调查逐步开始了学科制度化和学术研究专业化的发展历程。1992年12月,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在天津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领域的学科建设开始走向规范化。同时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实践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与反思。1996年11月该专业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第二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会上,学界同仁在我国社会调查必须坚持科学化、规范化以及必须加强社会调查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高度的共识(刘欣,1997)。1995-1999年间,由福特基金资助,在北京和南京分别开办了三期“社会学方法高级讲习班”,为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高水平的、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方法训练。上述社会调查方法研讨和讲习培训,为社会学领域学术调查水准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社会学领域的统计调查学术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程度有了明显的进步。对此可以林彬和王文韬(2000)对1990年代刊载于《社会学研究》的341篇经验研究论文的分析和前文所述风笑天对1980年代刊载于《社会学研究》的38篇调查报告的总结相比照,得以印证。首先,社会调查研究者群体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90年代来自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的发文比例占到71%,具有中高级职称者占75%以上,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其次,研究目标的理论取向增强。1980年代的调查文章基本采用的是归纳逻辑,缺乏理论推演,而在1990年代的调查分析中采用假设检验逻辑的占了27.6%。第三,概率抽样方法得到重视。1980年代问卷调查中采用科学的随机抽样的仅有1/3强,1990年代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占比约60%。第四,量化分析的深度提升。1980年代38篇同类调查报告采用相关分析的仅有三篇,比例约为7.9%,1990年代在采用统计调查方法的98篇论文中,采用高级统计方法的占到了18.4%,较上个十年有了明显提升。虽然1990年代社会学领域的统计调查文章也还存在一定数量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设的,使得定量数据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意义;非随机抽样方法所占的比例过大,使许多问卷调查结果不能准确恰当地推论到总体;统计分析的水平普遍偏低(林彬、王文韬,2000)等明显的不足,但整体而言,学术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都有长足的进展。
 
    这一时期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多期横断面的大型社会调查。多期横断面社会调查通常采用纵向的间隔性重复调查法,对关注的研究主题进行定期、连续、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间隔若干后,再重复同一主题的调查。目的在于及时把握当前的社会状况,同时积累不同时点上的数据,这特别适用于社会变迁及趋势研究。下面对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多期横断面统计调查试举二例加以介绍。
 
    1.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该调查是由全国妇联发起、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持的一项全国范围的持续性调查。于1990年启动一期调查,2000年、2010年分别开展了二期、三期调查。该调查成为国内女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也是社会学研究领域较早的、持续性的横断面调查。调查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多阶段概率抽样方式,不仅抽样科学规范,而且在调查质量控制上也较为严格。为保证调查质量,课题组对调查员培训、调查实施、问卷检查、质量复核、数据录入、数据清理等各个环节加强质量监控。可以说为国内社会学界大规模的统计调查提供了良好的样板。

    该调查的学术成果有专著两部,采用该调查数据及引用调查成果的学术论文约有250余篇,其中《中国女性就业状况》(刘伯红,1995)一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
 
    2.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于1993年联合发起,同时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的专家,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实施调查。调查两年左右执行一次,截至2015年共开展了十次全国调查。该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和立意抽样与多阶段抽样结合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按一定私营企业抽样比(0.05%左右,每次的比例略有差别)抽取调查户数。每次抽样调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关于企业主和企业的基本情况均为固定调查项目,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此项调查是目前国内关于私营企业全国性调查中对于私营企业主个人特征,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特征调查最为集中的一项。虽然在抽样、调查执行和管控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却具有惟一性。它运用全面、系统、翔实的调查数据,对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长过程做了记录,很多早期的数据在今天愈发凸显出弥足珍贵的价值。戴建中教授利用1993年的首次调查撰写的《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调查报告》发表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戴建中,1996)。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其他许多高质量的社会学领域的专项统计调查可为样例,如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对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兰州、哈尔滨等七个城市的家庭进行的问卷调查。1996年张文宏等学者在天津市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方式开展的“天津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研究”,这是国内较早的社会网络研究。1996年徐安琪在上海、哈尔滨两市和广东、甘肃两地农村进行的婚姻质量调查。该调查从理论框架、研究假设到问卷和抽样设计都十分规范严谨。根据调查资料形成的《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一书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不久《社会学研究》也登载了她的调查研究成果(徐安琪,1999,2000)。1999年潘绥铭教授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展两性关系调查,此调查在资料采集过程中采用了电脑辅助自填问卷的方式,以消除受访者对于性关系这一敏感话题的心理压力,这是目前所知国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统计调查中第一次引入计算机辅助调查方式。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1999-2001年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率领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起的社会阶层调查。这一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特征以及变迁过程、规律和趋势。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一调查是集典型调查、实地研究、抽样调查诸方法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工作。课题组首先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前导性研究,通过全国11个调查点的典型调查和实地研究,收集了11000份调查问卷和近千份各类社会群体成员的访谈记录。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7月开展了全国抽样调查。调查抽样设计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的方式,最终访问了全国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3个区/市/县、404个村/居委会的6193位居民。课题组根据典型调查和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两部学术专著,划分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论述了中国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解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来源与走向,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巅峰之作,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赞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2003-2006年间《社会学研究》陆续发表了李春玲、张翼等人利用这一调查数据进行的教育收益率、职业声望、社会地位获得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李春玲,2003,2005,2006;张翼,2004)。
 
    三、中国社会调查的繁荣阶段(2001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在统计调查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即从单一时点的横断面调查转向大规模的纵贯社会研究。纵贯社会调查的突出优势有三:其一,适宜对同类社会现象在不同时点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由于采用了固定的调查专题和题目,不同年度的同类信息的比较就变得简单明了。比如可以反映不同时期家庭结构的变化,或比较不同年代公众对社会问题关注的侧重点差异。其二,能满足跨学科、多主题、综合性的研究需求。社会变迁研究要涉及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在以往的单一主题研究中难以综合起来。而纵贯社会调查由于采用了主题轮替的调查方式,通过多年累积的调查,可以汇聚出多个主题多个时点的资料。其三,调查数据资料有高质量的保证。纵贯社会调查的持续性要求专设的项目团队和稳定、专业的调查组织,在设计和流程的管理上甚为严格、周密。因此较之短期、单一的调研课题,调查的规范程度和数据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从国际经验来看,纵贯调查的缘起当首推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 简称“GSS”)。GSS是由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主持的最重要的社会调查项目,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纵贯调研项目。GSS始于1972年,到2016年已经完成了第31次定期调查。除了美国人口普查外,GSS是美国社会科学界最经常使用和分析的调查资料。GSS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科研和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为止,有超过16000项研究使用了GSS的资料,每年有大约40万名学生在课堂上运用GSS资料进行相关学习。从1985年开始,GSS参与到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联合了世界上58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了问卷调查的内容。
 
    自2000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研究领域关注到了大规模纵贯调查的学术价值,经过20余年的国外经验学习和辛勤探索,积累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操作经验也达到可以发起高水准学术调查的程度。在短短的数年中,一系列全国范围的纵贯学术调查相继问世,列举如下。
 
    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Social Survey,简称CGSS)。CGSS项目自2003年起,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一次连续性横截面调查。在CGSS年度调查的基础上,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全国各省市区的40多家大学及科研机构组成了中国社会调查网络(CSSN),开创了在中国组织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的新模式。基于CGSS数据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超过了1000篇。
 
    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Survey,简称CSS)。CSS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截至2016年已开展了5期。这一调查有助于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其研究结果可推论全国年满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已进行了社会群体利益关系、民生问题、城镇化、社会质量等主题的研究。2008年起,CSS的调查数据向国内研究者开放,目前采用CSS调查数据产生的学术专著有8部,利用该数据发表的文章有450余篇。
 
    3.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Studies,简称CFP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CFPS 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分别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测试调查,并于2010年正式开展访问。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CFPS调查问卷共有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问卷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出针对不同性质家庭成员的长问卷、短问卷、代答问卷和电访问卷等多种问卷类型。
 
    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简称CHARLS)。CHARLS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采用了多阶段抽样方法,这些样本以后每两年追踪一次,调查结束一年后,数据将对学术界公开。自2008年起,CHARLS的基线调查和追踪调查数据面向国内学界发布。
 
    5.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 CLDS)。CLDS是全国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全国性跟踪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建立劳动力、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追踪数据库,从而为进行实证导向的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CLDS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未含港澳台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家庭成员)。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CLDS于2011年在广东省开展了试调查,于2012年完成第一次全国性调查,2014年完成第一轮追踪调查,2016年进行第二轮追踪调查。
 
    6.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ina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简称CHFS)。CHFS旨在通过科学的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中国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CHFS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性入户追踪调查访问,目前已分别在2011、2013、2015年成功实施三次调查。2015年的调查在保证全国代表性的前提下,增加了数据的省级代表性。
 
    除上述全国范围的纵贯调查之外,近年来地方高校还发起了区域范围内的持续性调查项目。如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2009年开展的“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发起的“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还有国内经济学界一项著名的纵贯调查项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的调查数据也为社会学界广泛采用。CHIP 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发起,后转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迄今为止以进行了七次全国调查。该项调查的目的是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系列纵贯调查为中国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丰厚的价值。
 
    第一,纵贯调查数据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品质的公共学术资源。据笔者统计,以2005年《社会学研究》首次登载李路路、刘精明根据CGSS2003数据合作撰写的《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李路路、刘精明,2005)一文为标志,至2015年末,《社会学研究》上采用各类社会调查数据发表的论文共有214篇,其中采用上述大型纵贯调查数据的论文有77篇,占36%。其中使用CGSS数据的有48篇,独占鳌头;其余为CSS数据9篇、CFPS和JSNET数据各7篇、CHIP数据6篇、CHNS数据4篇、CHARLS数据1篇。这77篇论文有98位作者,来自国内的28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4所国外大学,充分说明纵贯调查数据已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重要的学术资源,成为普惠学界的公共财富,这应归功于上述几项大型纵贯调查发起机构所秉持的为学术共同体造福的公益理念。从封闭的数据资料独享,转向开放数据库的服务提供,无偿地将调查数据与学界同仁共享,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调查界的“供给侧改革”,功不可没。
 
    第二,纵贯调查数据的公开发布,提供了描述国情民意的客观依据,体现了社会学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效用。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CSS调查公布的当年“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政府部门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国务院领导对这一信息高度重视,专门召集政府相关部门向CSS项目组商询调查情况和失业率计算方式,并特别指示政府相关部门要采纳“调查失业率”这一指标,并要求在近期内公布。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CHFS项目在《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中发布了中国城乡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虽然高达061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是否准确在学界还有不同的见解(谢立中,2013),但从国家统计局2013年初补充发布的2003-2012年十年间缺席的官方基尼系数的举措来看,CHFS调查数据的发布对于政府部门公开重大国计民生统计数据信息有一定的促动作用。之后谢宇等学者整合了国家统计局、CGSS、CFPS、CHFS、CHIP等五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对中国2000-2012年的基尼系数进行了综合估测,认为2012年中国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048-052的区间(谢宇等,2013)。王广州、张丽萍采用CSS调查等项数据对二孩政策出台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潜力的变化范围进行估计,发现目前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二孩生育目标占绝对优势,潜在二孩生育的比例不到50%。在此基础上,通过随机微观人口仿真模型研究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认为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不会引起很大的出生人口堆积(王广州、张丽萍,2012)。这一研究成果为调整计生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上述事例说明,近年来社会学领域开展的纵贯调查研究,提供了独立于行政统计部门、来源更加丰富的数据信息,有助于学界、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形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认识。
 
    第三,纵贯调查数据的问世,使得近年来社会学研究领域出产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学研究的水平。在此,笔者首先从上述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77篇采用大型纵贯调查的论文中,择取引用率和下载率排名靠前,即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学术影响力的数篇文章进行示例。比如,在农民工研究方面,李培林、李炜根据CSS2006年调查数据撰写的《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一文发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并非来自身份歧视,而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差异造成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工比城镇职工有着更积极的社会态度,而这是来自于他们的纵向利益比较。其社会政策的意义是要通过加大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职业培训规划来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李培林、李炜,2007)。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刘精明、李路路(2005)以CGSS2003数据为依据,探讨了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采用潜类分析方法构建了集客观阶层位置、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等多个维度为一体的社会阶层类型。这一研究尝试揭示客观阶层位置和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认同的联系,从而为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同时,学者们还利用纵观调查数据在一些专门领域进行密集深入的学术讨论。以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为例,自2010年以来有九篇相关论文开展了“工作坊”式的聚焦研究。李春玲(2010)通过对1%人口抽样调查和纵贯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1999-2002年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生数量和高等教育机会成倍增长,但并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这一观点引发了学者对我国教育不平等形成机制的广泛讨论。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从微观层面分析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选择。叶华和吴晓刚(2011)采用CGSS2006的数据分析发现,家庭中兄弟姐妹数目及构成会影响家长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进而产生子女教育地位获得上的性别不平等。所幸的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子女数量的减少和兄弟姐妹结构的改变,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状况应该有所缓解。郑磊(2013)的研究也印证了叶华、吴晓刚研究中的家庭教育投资策略性别偏好的存在。他采用CGSS2008的数据,证实了同胞性别结构会对个人教育获得产生显著影响。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儿子偏好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而抚养男孩和女孩的成本差异强化了这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张兆曙和陈奇(2013)的研究认为,从CGSS2008的数据来看,高校扩招从整体上改变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机会结构,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正在从家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向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从非农村地区向农村地区延伸。侯利明(2015)的研究也利用了CGSS2006数据,发现学历下降回避为家庭最重要的教育策略之一,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其合理性依赖于中国学历驱动的社会背景、单轨制的学校系统和绩效主义的选拔机制等因素。
 
    另一研究视角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分流制度”。王威海和顾源(2012)提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再生产的效应不可忽视。他们对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度,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吴愈晓(2013)通过CGSS2008的数据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影响子女的升学路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轨道而非职业教育轨道。重点学校制度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2014年,李春玲又对1940-2010年间长时段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她颇具创意地将2006-2011年期间的CSS三次调查数据串并,生成19705个1940-1989年出生的样本数据库。该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过去60年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持续存在,不过并非教育层次越高差距就越大或者越不平等。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扩大,是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李春玲,2014)。唐俊超2015年的研究通过CGSS2008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而降低,学校等级的影响随这一过程将升高。这是差异选拔、个体生命历程发展及早期异质教育三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唐俊超,2015)。
 
    上述九篇有关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学术论文在2010-2015年的《社会学研究》上陆续发表,研究者们在同一研究主题下,采用相同的调查数据,以不同的视角,独到的概念和假设,精巧的统计分析模型,深入的剖析辩驳,共同推动了教育不平等研究水准的提升。如果没有大型纵贯调查的数据资料支撑,很难想象这样往来商榷、高手切磋的“工作坊”何以实现。
 
    特别要说明的是,利用纵贯数据库聚焦研究主题深化研究的并非上述一例,在前述的77篇文献中还有社会阶层与流动(11篇)、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11篇)、婚姻家庭(7篇)等领域也形成了“工作坊”式的学术探讨。
 
    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回顾与评述
 
    社会学恢复重建30余年来中国社会调查的进步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主题聚焦在社会现象的测量(包括问卷设计和指标设计)、研究对象的选取(抽样)、研究资料的收集(调查执行和现场质量管控)、研究资料处理、研究资料分析等环节。从《社会学研究》创刊以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透视出国内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过程。
 
    据笔者统计,自1986年以来《社会学研究》共发表了58篇有关社会调查方法的论文,虽然在《社会学研究》整体发稿量中篇幅仍嫌过少,但仍可以看出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关注呈不断增长趋势。在1986-1989年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章有8篇,到1990年代增多至13篇,2000年代增加到21篇,2010年代虽只出版了6个年度,而相关文献已达19篇(见下表)。从相关主题来看,以往30年来社会学调查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调查研究方法的介绍、讨论和总结(共20篇),在61个篇次中占了1/3。另一是具体的调查方法技术,共有41篇。其中测量与问卷设计有17篇,统计分析7篇,资料收集3篇,抽样4篇和数据处理2篇。由于第一种类型的文章在风笑天先生对《社会学研究》30年来方法论文评述的文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在此笔者仅对第二种类型中社会调查方法具体技术方面测量与问卷设计、抽样和资料收集等研究略作评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明星演出网李炜 | 与时俱进: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


  
    (一)关于社会现象测量及问卷设计的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30年来发表的有关社会现象测量和问卷设计的17篇文献中,大部分(11篇)是介绍或讨论某一具体社会现象的,从方法学的一般意义上进行研究探讨的仅有6篇。
 
    对社会现象的测量,通常都是从概念界定和操作化入手的。张小山(1994)的文章探讨了社会调查测量中的操作化概念,他认为操作化就是以我们已知可靠的测量变量反映尚不可靠或难以测量的变量的步骤。风笑天(1994)系统论述了问卷调查法的特征,指出成功的问卷调查必须有明确的理论框架作指导;效度是问卷调查法的核心,操作化的水平和质量则是决定调查效度的关键因素;人既作为研究的主体,又作为研究客体的现实,制约和影响着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不同的调查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问卷调查法的适用范围。卢汉龙(1987)则针对问卷调查在设计上缺乏规范的现状,提出“社会调查中问卷的意义界定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它是调查双方在调查过程中的一种互动的结果”。李强(2000)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调查面临的极为普遍的现实问题:来自西方社会研究领域的问卷调查方法往往在中国遭遇到“心理二重区域”的困境,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特征使得中国公众不愿或难以表达真实想法。刘德寰(1995)对问卷设计的题型做了细致的工具性介绍。沈崇麟(1990)从测量误差的视角,分析了社会现象测量中存在着定义误差、测量层次误差、指标误差、回答误差和信息处理误差等多个环节的测量误差,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控制方法进行了说明。
 
    上述关于社会现象测量和问卷设计的研究,涵盖了问卷调查与设计的一般规则、操作化、测量误差、题器设计等一系列内容,较为丰富和细致。特别是卢汉龙和风笑天对于问卷设计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研究者优先的社会测量操作化传统,将调查测量和资料的产生看作是主客体双方互动的产物,颇有深意;沈崇麟的测量误差及控制的视角,十分具有专业特色。这些研究都为社会调查的进步提供了方法支撑。但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社会学界对于测量和问卷设计的方法研究还比较单薄,还有许多有待拓展的空间。比如受访者认知过程和问卷设计的关系、访员在场产生的访问误差、不同访问方式(面访、电话访问、自填式作答)的问卷设计差异等研究主题,尚需加以深入的探究。
 
    (二)关于社会调查中抽样方法的研究
 
    抽样是社会调查方法中至关重要的主题。从30年间《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调查方法论文来看,有关抽样方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应用的研究仅有四篇。但这些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众所周知,Kish表是户内选样过程中的抽样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采用入户调查方式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张丽萍(2009)根据CSS2008的抽样记录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Kish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对样本年龄结构的扭曲,低年龄人口经Kish表抽样后入选概率进一步降低。其原因是Kish表的设计使得户内成员数、样本候选者在Kish表中的排位、Kish表所分派的抽样数字类型与入选概率相关联。通过仿真计算模拟,她给出了改变户内成员在Kish表排位顺序的修订方案。
 
    社会调查中的概率抽样均要求有明确的元素抽样框,以计算元素入选样本的概率。但对无法产生抽样框的特殊总体如何进行抽样,如何形成概率样本估算总体参数,学界一直乏有良策。梁玉成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报告了“受访者驱动抽样”(RDS)的方法,并应用于对广州地区的非洲裔移民的调查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与传统的非概率抽样“滚雪球抽样”类似,RDS通过随机产生“种子”受访者,而后“种子”推荐同类的方式扩展样本,经数轮扩张样本得到一阶马尔科夫收敛,最终样本的推断指标达到均衡。梁玉成介绍了RDS的原理以及采用该抽样方法开展非洲裔移民调查的实施过程及数据分析结果,说明了该方法应用的可靠性(梁玉成,2013)。之后刘林平(2015)等人的近期研究也细致地介绍了RDS方法,以及运用于全国七个省市的大规模农民工调查的过程,并给出了子群规模参数估计的方式。
 
    上述《社会学研究》中关于抽样方法的研究,不仅具有方法创新意义,更重要的是均以抽样的现场数据作为研究内容,将抽样从数理统计的理论层面延伸到经验研究的应用层面,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是也要看到,对抽样方法的应用研究还是社会学领域调查方法中的短板。在目前社会调查方法的课程和教材中,很少涉及抽样方法的实操内容。在当前大型纵贯调查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抽样方法及应用的重要研究内容,比如,在抽样设计方面,上述大型纵贯调查都采用了固定抽样框或固定样本调查点的设计方式,这使得时间序列的调查在抽样单元层面的变异性得到了控制,从而提高降低了总体推断的抽样误差(李炜、张丽萍,2014);在实地抽样方面,纵贯研究设计者大都采用了“地图—地址抽样”方法来制作最终抽样单元的样框,尽可能地将当今中国的2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涵盖在调查范围内,以期减低覆盖误差。这些议题尚待深入探讨。
 
    (三)关于社会调查中资料收集过程的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社会调查中资料收集过程因有较多的事务性内容,一直处于重要但不够重视的境地,相对的专题研究也甚为稀少。自2000年以来,随着大型学术调查,特别是系列纵贯调查的频繁开展,学界逐步认识到高质量的调查数据与资料收集过程(包括访员培训、访问方式、现场监控和访问质量评估等)密不可分。自2007年始,《社会学研究》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关于社会调查资料收集过程的研究论文。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风笑天与郝大海两位学者有关调查应答率的三篇商榷文章(风笑天,2007a,2007b;郝大海,2007)。
 
    在笔者看来,风、郝两位学者对国内应答率的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答率界定的理解差异,以及国内社会调查中不规范的应答率报告方式造成的。如果参考美国民意研究协会(AAPOR)关于调查中应答率的五种规范界定,则会澄清应答率理解的偏差。但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两位学者对应答率的讨论,提示人们对国内社会调查领域资料收集过程质量标准的重视。目前前述的国内大型纵贯调查都为现场执行时制定了细致的记录规程,使得调查资料的获取过程有案可稽,质量监控有据可依。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从大型纵贯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访问方式收集调查资料以来,对于“平行数据”的研究为调查方法的改进开辟了新的空间。北京大学CFPS团队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便是良好的范例。孙妍等(2011)通过CFPS跟踪调查平行数据的分析,发现追访样本的损失存在选择性问题,受访家户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主事者社会经济特征、参访经历等变量是影响拒访的主要因素;跟踪调查中受访家户的拒访行为是可预测的,根据前次收集的数据,可以比较明确地甄别未来可能拒访的重点对象。严洁等人(2012)的研究利用CFPS平行数据监测到了访员臆答行为的存在,分析出访员的职业特征与臆答的发生比有显著关联,他们还对臆答进行干预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指出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可以有效监测并干预访员臆答,干预可使臆答显著减少,有助于调查误差的减少。
 
    社会调查的质量高低,取决于对各类来源误差的控制程度。上述对调查资料采集过程的研究,为有针对性地降低应答误差和访员误差提供了坚实的经验依据,有效地推进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
 
    回顾中国社会调查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1979年筚路蓝缕的“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到现今每年数项大型纵贯调查、数万样本数据的汇集;从问卷调查纸笔作业、手工绘制图表,到CAPI、CATI、CAWI多样式的计算机辅助数据采集;从师从西方学者苦苦修习社会研究方法,到国际社会调查的平等参与方,中国社会学领域的调查研究者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但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中国在成长,中国的社会调查事业在成长,这一切都在年届三十的《社会学研究》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特撰此文,是为贺!

    (来源:《社会学杂志》公众号)

©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 京ICP备18030999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8904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