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回顾历史，自1978年我国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以来，成绩显著，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会长廖明告诉笔者，经国务院领导批准成立于1983年2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推动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回忆指出，“尤其是三件事，对中央的决策起到很重大的作用，它们分别为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以及建议十八大。”2013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又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按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要求，致力于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研究，专门做中微观的研究和为地方政府及企业咨询服务。
Q：作为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您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A：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是最难忘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百废待兴，也催人奋起。思想解放，学界思想活跃，气氛宽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讲座、交流层出不穷。那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改革充满热情，改革迅猛，各种改革新现象不断出现，这一段是中国改革最令人难忘的时间。 当时思想正处于启蒙状态，人们要改变脑袋里计划经济的想法，怎么向市场经济去过渡，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中国追求的未来政治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争论常常很热烈。 1988年我们去考察过苏联，发现经历了那么多年改革，他们很多方面还不如我们改得快。才短短七八年的时间，我们的改革超越了苏联，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农民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己的农业生产与自己的收益挂钩了，释放出巨大的积极性，生产也有了激情。从之前什么都需要票、什么都缺的时代迈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丰衣足食。再就是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重点在于企业改革。当时企业改革虽然是在不断摸索中，但确实做到了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释放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激情，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总之，当时改革的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深圳走在了改革前沿，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Q：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差别是什么？ A：我国坚持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发展方向和发展路线，但在宏观调控、法治环境、微观的基础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与转轨经济国家相比，也不能用一句话来说谁好谁坏、谁快谁慢。我们在上个世纪后期是走得很快，但是很多国家经历了巨变，其中有的国家完全引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国家还在坚持着改革，但是速度有快有慢。中央成立深化改革小组也就说明改革处于非常关键阶段，步入深水区。我们要加强和深化改革。
Q：对于当下最热的供给侧改革您怎么评价？ A：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调整发展速度、调整结构。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利用了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价格便宜等条件，迅速发展，取得了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但同时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大量浪费了我们的资源。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如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等资源的成本都在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再加上整个国际市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不断萎缩，我国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思变，进行改革。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改变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途径找到我们的发展红利，才能取得不断的发展。要通过改革调整我们的结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调结构包括很多层面：其一，民营和国有结构的调整，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二，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二、三产业不断调整；其三，产品结构调整，从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到低耗能轻污染资本密集型；其四，发展结构调整，从农村逐渐走向城市；其五，供给结构调整，供给从过去过剩的或者说不那么需要的产品，转为向社会老百姓提供适合于社会发展、适于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的产品。 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各方面都面临新一轮的调整，但最重要还在于调结构一定要用市场的手段。简单的关停和政府干预的兼并手段不是好的办法。要通过创新、通过市场的手段。以煤为例，而不是简单地罔顾下岗工人地关闭煤矿。过剩产能转移要通过技术创新，把落后的产能变成新的产能，实现产品结构优化。煤可以不用来烧，而是变成新型煤化工产品，并延伸制造市场紧缺的新产品、新材料。这才是真正的去产能，而不是行政性、下指标的“去产能”。
Q：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是什么？ A：国企改革的难点是认识，怎样认识国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果始终认为国企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就会导致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改革很难推进。国有企业有很多致命的缺点，十分需要改革。 我认为，做大做强国企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不矛盾的，这两种思想实际上是应该统一到一条道路上来的。因为如果要真正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改革，而改革就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治理结构的调整。国企产权结构要合理，不能一股独大，否则将导致国家干预企业的成长或者会出现失去监督的现象。为何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发展比较好？那是因为其国有企业是在整个市场经济框架底下去运营的，其经理人是从市场上选的，企业制度是按照市场需求建设的，只不过是投资人不同，这就完全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的办法去运营的。所以说，必须转变产权结构，转变治理结构，转变管理制度，譬如现在倡导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职工持股制度的改革等等，甚至于股权激励、年薪等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变成真正在市场经济发展框架下运营正常的社会企业。 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保有一定的国有企业呢？这是因为有很多公益性的、战略性意义的领域，比如航天、核工业，投资大，风险大，短期内不可能拿到投资效益。民营企业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投资，仍旧需要国家投资。但是，这也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去运营，这样企业才能有活力，真正做强做大。我们确实需要能走出去的“大企业”，但不能“大而不强”，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后者，即重点要做强。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虽然说法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但是终结点是一样的。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伴随社会发展，一定要认识到中等收入阶层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石，要增加需求就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要重点发展中等收入阶层。要鼓励低收入者在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努力，使自己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而不能走单靠补贴贫穷的发展路子。
Q：当下关注度极高的除了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还有一个财税体制改革，对于此项改革，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您怎么看这项改革的前景？ A：财税改革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试推房地产税，还有人建议要已退休人员也交社保税等等。我认为财税体制的每项改革首先要看是不是合理、合法，要事先听取各方意见，要研究会产生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要通过很好的论证。目前财税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现在房地产价格一直控制不住，关键在土地价格控制不住，地方政府卖地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要划定合理的中央地方事权范围，调整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在这个关系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财税制度，德国财税制度坚持的原则是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此外，值得我们借鉴的还有德国城镇化建设道路，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等国际化大都市，规模并不大，以法兰克福为例，其人口才70万人。而我国发展城市的路子则是“摊大饼”，人口越来越密集，实际上这种“摊大饼”式的路子是错误的。 改革很困难，难在办法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何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是最难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握好国际环境的变化，正确的改革政策能够落到实处，新的发展红利会出现，人们的积极性会释放出来，我们可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期，前途是光明的。 文/陈莉
精彩语录
我们必须思变，进行改革。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改变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途径找到我们的发展红利，才能取得不断的发展。要通过改革调整我们的结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来源：中国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