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社会学担当
——冯楚军研究员专访
冯楚军：1965年生，湖南湘阴县人，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师从费孝通、雷洁琼先生。1987-1991年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舆论研究室任研究人员，参与主持了中国第一个社会调查系统的建立和运维，研究范围包括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研究、社会稳定的预测分析、政治文化的国际定量比较研究等。后下海经商，创办过电子、房地产、报纸、网络、咨询等类企业。2006年以后回归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转型社会学、社会稳定与社会心理、地方政府绩效公众评估、公共政策公众评估、新型城镇化等，主持完成了近60项研究和咨询课题。
时 间：2014年12月
地 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议室
采访者：王雅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博士生）
闫志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4级博士生）
唐元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硕士生）
蒋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硕士生）
高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硕士生）
采访者：您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85年的研究生。请谈谈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冯楚军：我当时在中山大学读气象学本科，平时喜欢文科，也很关注社会问题，一直想转系。1984年暑假得知北大招收社会学研究生班，而且没有本专业本科生可以报考，考试的内容包括政治、外语、社会学概论、统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只有社会学不太清楚是研究什么的。就去书店买了本费孝通先生编写的《社会学概论》，开始学习和复习。经过3个月的努力，居然考取了，而且考了个第一名。
采访者：当时您为什么找雷老做导师？
冯楚军：我们当时并没有指定固定的导师，进入了研究生学习阶段主要有四名老师联名授课。他们是韩明谟、费孝通、袁方和雷洁琼。韩老师主要讲授社会学概论的课程。费孝通和雷洁琼先生主要进行社会学专题讲座，袁方老师主要做社会调查类课题。
采访者：那您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北大的师徒关系是什么样，您在哪些方面受到这些老师的影响？
冯楚军： 1986暑假期间我跟随雷洁琼先生做过一个关于农村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调查，去了雷先生的家里，设计调查问卷，雷先生亲自手把手对我们进行专业的指导。费孝通先生经常给我们讲大课，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他观察问题的灵性，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韩明谟先生讲社会学理论总是讲得四平八稳又不失启发性，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风范。袁方先生因为是湖南老乡的缘故，有过比较多的个人交谈，袁先生多次要我发挥理科的背景，在未来的社会学研究生涯中侧重定量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北大社会学系给我的影响主要是让我入了社会学这个门，培养起我一生对社会学的爱好。
采访者：那么您觉得社会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冯楚军：第一是看问题的角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学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和独特的视野；第二就是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是袁方先生的传统，分析社会事实，改变人心，影响社会。
采访者：您在社会学系读书期间受谁的影响最大？
冯楚军：应该说是费老。说到对费老的学术评价，我经常讲到费老的灵气。假设我们一群人跟着费老去观察同一个村庄，目标是写一篇文章。费老可能三天就能写一篇佳作，你花三十天写出来的文章，也没法和他比。他的这种灵气是与生俱来的！一般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一定境界，但是费老在努力之余，还有灵气，这是学不来的东西。当然这种灵气在多变的社会中也给他带来很多挫折，因为他每次都洞悉机先，每次都冲在前面，以至于他有时候自己不能承受其后果，带来思想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困顿。我一直想什么时候我老了我来写一本关于费老的书，因为我知道他是谁、懂他的情怀，知道他的行为和他的内心之间存在的距离。这种距离要用什么变量来解释？可能也要用社会学来解释。
采访者：您刚到北大念书对北大有什么感受？
冯楚军：去北大报到是在1985年9月10日，几天后就遇到了那一年的“9.18”学生运动。我从此发现了北大和中大的不同。中大会因为足球（1982年中国战胜科威特那一场）去游行，北大更关注社会问题。我是同时换了专业和学校，相比而言，我觉得换学校对我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采访者：您研究生毕业以后找了什么工作呢？
冯楚军：毕业后就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其实我还没有毕业就参与了体改所的一些课题研究活动，因为体改所有一个要求，不管你毕业的学校有多牛，应聘者必须跟体改所有过半年的合作研究经历才有可能被录用。
采访者：您当时在体改所主要做些什么研究工作呢？
冯楚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研究、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定期调查、学潮与社会稳定。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研究方面，我参与或者主持的课题有物价改革调查、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心理调查、改革对妇女地位的影响、猪肉恢复票证供应的社会影响等。
采访者：什么是中国社会调查系统？
冯楚军：针对专项改革的调查研究做多以后，我们开始考虑整体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问题，另外，也希望调查方法更科学、实施起来更省时省力。就这样，在我们社会舆论调查室主任杨冠三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城市居民的定期调查系统，被称作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调查系统（China Social Survey System）。其功能是发现改革需求、识别改革的动力阻力、评估改革效果、预警社会稳定。具体做法是，采取基本不变的问卷，每半年调查一次，抽样方案是以全国城市居民为总体，按多阶段随机抽样，抽出42个城市，每个城市入户调查60名居民，调查员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各城市体改委工作人员担任。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抽样社会调查，其科学性得到了包括国际盖洛普组织在内的美、日、欧学者认可。我参与了这个系统的筹建和最初的5次定期调查。应该说，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改革议题设置、效果评价、风险评估等方面为当时的中央改革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
采访者：还有一类研究叫学潮与社会稳定？
冯楚军：对。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比较多，北大学生发起或者介入的就有1985年的“9•18”反日游行、1987年的自由化运动、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等。大的背景是改革所唤起的高预期和改革实际效果的低评价之间的落差带来了社会不满，青年学生觉得有责任以社会代言人的角色来表达这种不满所内涵的改革需求。很显然，这些运动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我们就主动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是参与式观察，也包括事后的针对学生心态的问卷调查。
几次学潮事件研究下来，其发生和演变的逻辑也就基本清楚了：社会不满是基本背景，偶发事件是导火索，就事论事的具体诉求3-5天过渡到改革诉求，官方的反应迟误或者不当反应成为最重要的强化剂，事件过程无预谋无组织但有纪律，北大学生内心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特殊心理是很重要的驱动因素，等等。我们还观察到，学生的改革诉求也在不断演进，其演进的内在逻辑，不仅与当时社会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有关，也与学生们越来越强烈的效能感降低的情绪有关。1985年的时候，北大学生游行是不允许市民加进游行队伍的，其口号也以新闻自由、民主法治等为主，刻意与市民不满物价上涨、反对官倒等诉求保持距离，原因是怕闹大了影响大局稳定，从中可以看出学子们既想付诸行动推动改革又担心用力过猛破坏改革的矛盾心理。只不过，当改革的实际进度不如人意，或者学生的需求屡次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学生的心态就开始发生变化，希望更多的社会阶层卷入，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和影响。后来到了1989年，学生们直接喊出了“反对物价上涨”、“反官僚”、“反腐败”等口号，其结果是带来了其他社会阶层和市民的广泛参与。1988年年底，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定期调查已经进行了5次，主要的不满指标、期望值指标和风险指标都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加上我们对历次学潮的观察，我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做出一个预测，预测1989年春节前后或者五四前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社会动荡。
采访者：看来当时你们的预测还是很准确的。
冯楚军：算是不幸而言中吧。那年4月15日耀邦同志去世以后，北京就乱套了，大家就游行去了；正常的学术活动就已经无法开展，后来研究所也被撤掉了。我也下海了。
采访者：说到下海，那您就讲讲您先后的创业经历吧？
冯楚军：我是连支票都没有见过就下海了。一开始是和几个同事、朋友合作，在中关村办了个电脑公司，后来几经周折，屡败屡战，一直折腾到2006年。这15年里做的事情可多了，卖过电脑，开发过LED显示屏，和气象卫星云图软件，跑到海南炒过地，搞过商业连锁店，办过出国留学企业，当过音乐报纸的社长，最后做的是音乐网站。当音乐网站资金耗尽的时候，我选择了退出江湖。
采访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那么多事情，是您根据时势分析，还是因为朋友等社会关系的介绍？
冯楚军：不是趋势把握，也不是社会资源，是源于自己创新的意识。我喜欢做别人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采访者：其实您在创业的时候可用的社会资本不是太多，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是有限的。
冯楚军：我不是学IT的，也不是学电脑的，这样的话相当于我既用不上我的一些朋友，例如大学同学圈或者说老乡圈（他们都是学气象的，根本用不上；研究生同学有两个做IT的；以前单位同事就更少了）。后来我也反思，别人也说我做事情总是为了刻意求新、好玩。其实我没有在自己社会资本密集的领域去持续做什么，而是凭自己的想法，觉着好玩就去做，也没用到自己的技能——IT对我来讲两头都不靠，我不是学计算机的，也不认识IT人士或什么厂里的技术科科长。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懂，电脑也不会装，坏了也不会修，基本上属于这种状态。同时创业于我也不好办，因为我觉得创业，一般情况下都想是办一个公司，要赚钱、要持续发展、要基业长青；可我没想这么多，当时就觉得好玩，我也没想自己要做多大，就是去玩去了。这种心态当然搞不好企业。有同学挤兑我说，办了17-8个公司，没一个成功的，真罕见。我回答说，办垮了17个公司以后还敢办第18个公司的，更罕见。我就是这么的不可救药。
采访者：是不是因为你始终保持对公共问题的学术兴趣，所以后来又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冯楚军：是的。在做生意的这些年里，我基本上保持每年30本书的阅读量，内容与所做的生意毫无关联。朋友大多还是北大和原研究所的同事，大家一见面基本没有聊生意的，都是聊一些社会问题，谈谈中国发生了什么、社会怎么样等。后来慢慢觉得做生意可能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就计划着在45岁之前赚一些钱，然后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继续做研究。
采访者：根据您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您在2007年的时候比较重视社会体制改革，后来又关注公共参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事，近两年您又开始关注新城镇化。您能不能谈一下这个研究脉络的转换？
冯楚军：因为社会学是一个兼容性非常高的一个学科，加上我自己的兴趣也比较广泛，喜欢参与众多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就经常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个大的背景下来寻找研究课题。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我是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角度来思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过程就是一个消灭市场和消灭社会的过程，而改革则相反，是一个回归市场回归社会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是再造市场和民营企业，逐步向市场放权，进度比较顺利；但是社会改革方面比较缓慢。社会改革涉及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国家一穷二白、亟需发展的时候，“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或者让农民吃饱饭，这个问题天经地义不用争论，但是社会多元化、言论多样化，繁育社会的各种自组织活动，让社会能够成长起来，阻力就比较大，进展也很艰难。我一直认为，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学家的责任的话，社会学家应该担当起社会体制改革的责任。
采访者：我看到您曾说过一句话“群众路线就是公众参与”，您如此解读是出于一种什么考量？
冯楚军：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可以喊，具体到行动上，怎么落实？我认为应该按照公众参与的理论和方法来落实。公众参与应该借助党的文件所赋予的合法性快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中国所有的社会学系都应该搞一个公众参与专业，同时中国所有的基层公务员都应该受专业的公众参与课程的训练。在我看来，公众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政治参与，主要是通过投票实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这个在当前政治体制下一时还难以完全实现；另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在立法、公共决策和基层治理层面，让公众进入到决策环节中来。
政治参与是解决选谁当领导的问题，公众参与是解决当领导之后怎么办事的问题，它是去政治化的。西方国家认为仅有政治参与还不够，需要增加公众参与，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中国，政治参与相对较弱，更需要公众参与，才能在执政过程中较好地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另外，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公民素质，这是未来社会转型将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公众通过对一些非政治化、无颜色的问题如环境保护问题的参与，对自己是一种提高，对政府也是一个训练。
采访者：公众参与需要有制度保障，在这点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何不同？
冯楚军：以前西方国家的政治治理理论认为，公民通过投票表达政治意愿，选定代理人来管理公共生活，其余的事情就都交给代理人来处理，干不好，四年以后再通过投票来换人。这种代议制的治理方式让代理人在执政期间有了太多的自由裁量权，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发生背离人民意愿的现象，从而彰显出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怎么办？1960年代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不仅在选举环节方面必须听从民意，在选举后的施政环节，也要尽量听民众的。不过，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行政权也是独立的，不能随意受到侵犯，而且公众参与也有个时间成本和经费成本的问题，所以很少有国家通过立法来保障公众参与，而是由行政部门自行斟酌采纳与否。因此之故，公众参与的保障机制主要还是来源于议会，议员若认为行政部门在决策时听取公众意见不够充分，就会利用立法权来否决行政部门的决定。
中国目前的公众参与保障机制主要靠中央的提倡和地方政府的自觉，来自法律的和人大的制约都比较少。中央多次要求各级政府要信息公开，要保障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响应以前不太积极，认为我都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了，具体问题就由我做主好了，没必要耗时费力去搞什么公众参与，就是要搞，也是虚应故事，走走过场。
前面说过，中国的政治参与相对较弱，更应重视公众参与。不重视公众参与的结果，是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被弄得很复杂。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很多问题，虽不能单靠公众参与就可以解决，需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但公众参与不够，肯定也是其频繁发生和越演越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好的趋势是，一些地方政府因为被社会问题困扰，开始重视公众参与了。比如安徽铜陵市就曾请我去处理他们在征地拆迁和安置方面的一些问题，我用的方法就是公众参与。通过对话，政府和农民原本存在的30多个矛盾问题被缩减到10几个，没有原来以为的那么多，而且，通过沟通，双方增加了互信，问题也就进入了解决的轨道，不再互相对立、互相埋怨、僵持不下了。另外，我做的一个课题叫“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战略研究”，是国家发改委委托的，说明政府部门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发展问题还是稳定问题，都需要公众参与。
采访者：您说的特别像布洛维所言，社会学应该作为一种公共社会学，关心公共问题、引导公众参与 。
冯楚军：从安徽铜陵例子就可以知道，没有不可以化解的矛盾。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但是公众参与可以让很多社会学理念变成实际行动。当然我不建议变成对抗性的，对一些官民矛盾或者邻里之间的矛盾，你应该用你的规则感或者一些意识、一些方法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减少分歧、增加共识。公众参与是行动的社会学，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家无论在理论方法上还是行动上，都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采访者：根据您上面所言，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否也属于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您如何评价这种形式？
冯楚军：村民自治和公众参与还是不一样。首先村民自治的村委会就是一级权力机构，它是一个公共管理机构，虽然不好说它是政府，但在我看来就是一级政府，或者至少它是个公共权力机构，村里的事它说了算。从政治上讲，它是一个民主的、直选的政治机构。另外，它有“一事一议”制度，就是选完了村支书、村主任、村委会以后，它做具体的事情，比如修条路，它要“一事一议”，重大事情村委会要内部投票，所以它是直接民主。因为村里也没有多少事，所以（村民）参与的成本很低，尤其是村里的公共事务，信息也相对对称。如此，选谁当村主任，投票决定；村主任上班第二天干什么事也得由大家决定。
采访者：所以，其实您讲的公众参与更多的要体现在更上级的政府？
冯楚军：对，村里面的公共事务本身就是公众参与式的，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尽然。村民自治是一个最低层的一级政府，就是我们说的九品芝麻官，它上面的“八品”——乡政府和它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一直没解决。我国村民自治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没有往前迈一步。原因还是在于乡级以上的人民政府民主化改革太慢。当初在启动村委会选举试点的时候，其实是想着如果做好了，就往上推，一层层推，要推上去。但是现在大量的公共资源其实不在村里面，而在上面。我们最近这几年研究农村问题的课题有20几个，我大概也和至少300个村长聊过天，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村委会的财政经费缺口问题。一个村的财政支出，包括村干部工资和公共经费，如路灯维修费、卫生清洁费、接待费、村部水电费等，一般是18万左右。这个18万哪里来？有三种来源：一是国家上级单位的固定经费，一般也就是6万到10万之间；第二部分就是村集体的收入；第三部分是“化缘”，就是到处要钱。一般固定用费只有10万不到，平均只是8万左右；村集体收入呢，中国大概90%的行政村村庄是没有集体收入的，所以90%的村庄注定是有8万块钱的缺口，这个缺口怎么办？只能想办法去讨钱，所以村干部第一件工作，就是想办法去各个地方去化缘。
采访者：“化缘”就是去招商引资？
冯楚军：招商引资是不可能的，它又没有土地权，什么都没有，所以只能向自己的乡政府，或者各个相关的局里面去要钱。我有时候就很奇怪，跟他们讨论，他们找人要钱，为什么到最后也能过日子，说明他也要到这个钱了。那为什么每次只给一点，不一次性给他呢？因为一次性给完他就不找我，就不求我了。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就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村委会。这样就搞得村长很奇怪了——他到底代表谁？从制度上讲，他需要代表选他的人，其实呢，选他的人也知道，你这个村长也没什么用，你就弄点钱过来吧。可是，他一旦去要钱，又变成政府的代言人了。社会学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解读，到底他是一个经纪人，还是其他什么身份，有很多的概念。我自己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来梳理一下，希望有更多的实证数据来支撑。大量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从理论上对晚清到民初的村镇社会进行研究，包括乡村的治理结构、各种权威结构、各种角色，以及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等，这些都是我讲的公众参与在农村的一种实践。
然而，在当下这样一种结构中，即使在村庄里面，公众参与也流于形式。不少村长、书记，包括村民自己都说农民素质低。我很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为了搞清楚，我们做了农村的有关的课题，有20多个了。今年开始，我在自己老家弄了一个农村研究基地，叫做“城镇化与村庄变迁”，这是一个长期课题，大概要持续7年时间，我也不（四处）跑了，就在两个村长期做观察。一个村是城周边的一个村，未来几年就会被征掉，被城市边界所覆盖；还有一个村不大可能被覆盖，（距城区）有16公里，那个村也在变化。我想通过连续做七年，按照社会学加人类学的两个办法来把村庄搞清楚——当然也未必能搞得清楚，但至少保证记录，就是像李景汉先生一样，先把它记录清楚，自己再评价，评价估计也有不对的，但是至少资料记录下来是有用的，后人也可以参看。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高速的城镇化过程，期间留下的故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在未来对世界的历史影响，我觉得一定不会低于16世纪英国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各种悲欢离合，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自己也是有一些研究、一些思考，然后也力图通过我们未来的研究，把这些理论、实践、事实，通过观察能够记录下来，提供一个我自己的解释版本。
采访者：您提到了城镇化，那么就您的观察而言，现在我们搞的新城镇化建设与以往的建设是否有根本区别，它所提倡的目标与其现有的实践是否存在差距？
冯楚军：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有点像韩国的新村建设，区别于台湾的农村建设。我们搞得应该属于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一个以公共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建设”——这个建设就是指的建筑。当然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有二十字的要求（编者注：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纸面上的东西之外，实际做的东西呢？新农村建设是2005年中央文件正式提出的，之后又有“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实际上各地做得非常的敷衍。只有一种情况除外，什么情况呢？就是土地指标！就我们观察到的而言，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想要招商引资，就需要征更多的地。但在征地的时候，不是空间上没地，而是指标上没地——没有土地指标。这时——缺土地指标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喜欢搞新农村建设，因为正好有个“增减挂钩”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把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平整出来，然后可以把土地拿到城里来用，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地方政府很积极地来搞这个（新农村建设）。其他地方，如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甚至东部地区没有太大开发价值的地方，新农村建设就比较慢。
所以农村的税费免除以后，政府原本已经不关心农村了，是到了后来由于城市建设土地指标稀缺，所以又开始关注农村了。但其实也不是关注村里面的老百姓，而是关注村里面的地。所以它动作很简单，盖房子，盖楼，盖高楼（我看到七八层的），这样的房子就少占地了。地拿走了，极端的情况下连水、电都不通，农民就上了楼。
采访者：不仅活人上楼，死人也要腾地方，就是前几年的平坟运动。
冯楚军：对，平坟，这都干得出来！这个问题带来的更多思考是什么呢？农民肯定没有办法自己来改善周边环境，那就只能靠政府。政府呢，只是冲土地指标去的。所以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问题上，没有很好体现中央精神。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请客当然挺好，但是地方真去执行的时候，却是选择性执行，只挑好的做。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村民自治。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村的民主自治搞好，再把乡镇、县也搞成投票制，政治改革到县一级，那么本县的老百姓选出一个人出来，他要向选举他的人负责，肯定不会这样去糊弄农民。实际上现在新农村建设都是在做试点做样板，一个县拿一个点或者两三个点搞得特漂亮，其他一概不管。新农村建设有成就没有？有成就，能上电视，能做宣传；但是，大部分地方尤其是边远地区还是没有改善。
采访者：农村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它，除了农村人口众多以外，您觉得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目前经济学家们常说把农民都变为市民，变成自由劳动力，这样为什么不好；农民也期待过一个很好的生活。社会学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村落共同体的研究，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冯楚军：一是要看清楚中国农村问题的成因。1930年代中国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左右，城镇是另类，农村是主流。我父亲告诉，1952年土改的时候，很多在外地做老板的人都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社会主要的价值是土地，财富体现为土地。以前因为家里没地，他（编者注：工商从业者）就只好出去打工，开一旅店、布店啥的，挣了钱也是为了回家买地。现在听共产党说（只要）回来就有地，那我还在外干什么活儿啊，都回来直接分地吧。我估计那一两年本来只有十个点左右的城镇化率还要掉下几个点。回来之后，咣当城门一关，户籍制度，城乡壁垒，再也不能出去了。然后，政府通过税收、剪刀差等各种办法把农村的各种剩余都用到了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上去了。
城乡壁垒下的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是非常高的。首先是吃饭问题，农民看天吃饭，城镇居民是看共产党吃饭，只要有粮本就有饭吃；另一个是收入，农村挣工分，城里挣工资，差别也非常大；三是身份问题，农民的儿子只能是农民，只能靠招工向上社会流动，工人的儿子是天生是工人，国家会给他安排工作。这样的制度安排持续了30年，改革开放以后制度虽然有很大松动，但仍然在一些领域发挥着作用，然后又是30多年。结果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上、文化素质上、生计机会上、社会政治权利上、社会资本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很显然，这种类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由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由市场意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造成的。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也就无法单靠市场的自由流动来解决，必须辅之以对相关体制制度的改革。
二是要正确看待粮食安全问题。现在谈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动不动就要扯到粮食安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粮食安全固然重要，问题是，是靠国土资源部的严格监管来确保十八亿亩耕地，还是靠市场价格的引导，靠农民的自觉自愿来维持这条红线？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农民种地意愿很低，撂荒现象普遍，农二代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原因何在？种地不酷是表象，种地不赚钱是本质。农民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没人种粮食？因为你粮食价格低我就不种了呗！以后粮食涨价了，我自然会多种些！再极端地说，原来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盖成楼的，现在楼卖不出去了，粮食好卖，他就会推掉楼去种粮食，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就是市场的力量。现在国家把精力主要放在农地转用的监管上，不重视市场价格的调节力量，不仅达不到实现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在粮食安全的大帽子下，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被设置了种种莫名其妙的限制。
三是对农民的历史补偿问题。我先说个例子，某个不太殷实的家庭里，生了两个孩子。经济原因很难把两个都给予很好地教育，于是，就让老大从小好吃好喝，送他读书，送他上大学，送他去哈佛读博士；至于老二，就凑合着养着，不给他好吃也不给他教育机会。几十年下来，老大老二的差距当然巨大。问题是，怎么看这个差距？能怪老二素质差吗？我看，这个差距是父母人为造成的，要怪只能怪父母。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个差距？正常的理解是，父母从此要偏爱点老二，让老二好处多沾点，责任少承担点，另外，老大要感恩老二，要多支持老二。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路径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留下来的既有光辉成就也有历史欠账。我们必须尽快加大对农民的倾斜性支持力度，尽快让这个国家的一半的人口享受国民待遇，还清这笔巨大的欠账。现在北大搞降低分数录取贫困地区的学生政策，是一个好的开始。鼓励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要加大力度，惠农政策首先应该是惠农民，其次才是惠农业。丁磊养猪未必是件好事情，因为需要“惠”的是农民而不是丁磊。另外，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上来讲对国家也有好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形成了强大的产能，现在想着走向“一路一带”以寻求新的市场。但我想，要是把每个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都变成像城镇居民一样，现在所有的企业产能都能替你消化了。我有时候有些纳闷，干嘛把这些钱去投向国外？我们把这些钱去造农村，把农村造好了，农民有钱了，有社保了，他们就会来买东西。中国经济确实需要找寻新的思路，需要找到新的购买者。这个购买者是谁？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农民。
采访者：刚才听说您在湖南进行一项为期6年的村庄变迁研究。社会学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村落共同体的研究，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冯楚军：社会学视村落为一个共同体，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村民之间的相互熟悉、互动连带、互相帮助，而且，村民对这个村落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共同的价值信守。这些，你在目前的城市社区里能观察得到吗？没有，城市社区里有的是邻里冷漠。我的农村长期定点课题有一个计划，就是观察村落共同体的特征、其存续的原因，探讨将这些东西移植到城市社区的可能性。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学传统是以农村社区研究为主阵地的，很快，也许就在10到15年内，这个阵地会转移到城市社区。
采访者：老师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上课就应该注意老师的研究方法，结论都是次要的。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看法？
冯楚军：方法问题，我觉得有三个层面：一是所谓的逻辑层面，这实际上是文科理科通吃的；第二是社会科学独有的一些思辨，它可能涉及方法论层面；再一个就是社会学具体的一些研究方法，它实际上是实证的方法。社会学被认为是一门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结构化的知识。一万个字乱堆在一起不叫文章，按某个逻辑串起来就是文章，因此逻辑是最核心的东西，包括证明、证伪、反思等各种东西。我觉得所有的方法都是让人获得一个真实的知识。
采访者：就是科学的理性，是吧？
冯楚军：对，或者说，科学是一个结构化的知识，科学强调可复制性，所以科学经常要验证，科学的精神在于质疑。怀疑是最高的最高的起点，怀疑一切。科学还有创新的问题，研究问题，需要大胆创新，像胡适先生所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采访者：目前中国在社科的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相比有差距或者自身的特点吗？
冯楚军：没什么差距,我们的差距不在方法上,而在质疑上。我们有太多的不能质疑的东西，所以在问题选择方面得回避一些东西，一些领域。，研究结论上也要回避一些可能的观点。
采访者：您现在是公意智库的资深研究员，现在中央也在提倡发展智库，您对目前我们的国家智库怎么看呢？
冯楚军：中国智库有官办和民办两类智库，如同我们有两种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原来就足够强大，所以谈发展经济是，真正要发展的是民营企业。发展智库也一样。智库是干什么的？是生产思想的，是为思想市场提供产品的。我们现在的思想市场是谁在生产呢？主要是国有的，包括北大、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民办智库的声音很小。所以大力发展智库，如果变成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或者大力发展北大，大力发展社科院，没有多大意义。发展智库只有一个理解，就是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思想市场的产品若是由国家的和民间的智库共同提供，势必互相竞争、创新不断、异彩纷呈。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是非常有利于民营智库的发展的。一个是要求社科院、高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会不会限制他们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值得进一步观察；再一个是科研领域反腐，要求对官方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进行严格管理，比如现在做课题，出差、报销只能在指定的宾馆住，开会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开，等。这会不会影响到官方智库科研人员从事课题的积极性，也值得观察。不管如何，民营智库应该借这个机会努力发展壮大起来。
采访者：最后，您对我们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寄语和希望？给我们后辈一些建议。
冯楚军：硕士研究生有很多事要做，但是别忘了几个大事。首先应该是谈恋爱，因为工作之后，社会交往的对象都很具体，机会不如学校里的多；其次，我觉得在校研究生读的书在社会上未必全都用得上，反倒是读书之余，应该适当走出象牙塔，多结交一些朋友，为今后的生活、事业积累一些社会关系；第三是立志，为自己的事业好好地确立一个志向；最后一点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找到自己终其一生的爱好，我指的是业余爱好啊，这是一辈子可以受用的。
至于读博士，我觉得如果你不想做研究，没有研究兴趣的话，我不建议你去读博士，这是我的第一句话。如果是在读博士，那么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写出一篇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出来，要从问题意识、方法这些方面加以考量。如果是优秀的博士呢？当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但是对于优秀者而言，就应该找准一个领域，扎扎实实地在一个领域做深下去，像一把尖刀一样。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对于博士要踏实，对于硕士要充实。
采访者：非常感谢冯老师对于我们的建议，我们深受启发。也希望更多北大的学子能够通过阅读您的采访稿，从中得到启发。感谢冯老师！
录音整理：王雅静 唐元超 蒋露 高扬 闫志开 范星盛 徐轶玮 谷文诗 刘婷娜 董彪 李水
责任编辑：唐元超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4秋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