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我们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100个城市，250个乡镇，500个行政村进行了一次农村抽样调查。调查显示，与2008年相比，增加的耕地面积和减少的耕地面积相抵，推算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了2%，每个村平均减少74.44亩耕地（其中，征地占一半，自行改变耕地用途占接近一半）。现有耕地使用情况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撂荒严重。根据对4091户农村家庭调查，4.7%的农户2012年完全撂荒，12.7%的农户部分撂荒，撂荒面积占实有耕地的14.2%。二是土地流转正在加速。截止今年1月底，已流转的承包地占总耕地面积的6.89%，在集体统一经营的耕地中占22.5%。此外，还有1.4%的耕地通过无限期、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实质为卖地）隐性流转。流转的去向分别是：亲戚朋友42.5%，其他农户14.2%，城里人9.5%，村集体8.2%，专业农业公司8.1%，外地农民4.0%，其他13.5%。
在后续的土地流转专项调查中，我们发现，情况远比上述调查数据严重得多。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地纷纷“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使“流转”呈现加速趋势。所到之处，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听着一模一样的故事，看着几乎雷同的远景规划（沙盘、宣传片），了解到“圈地”的规模从千余亩到数万亩，范围从一个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到数个行政村（原生产大队）。
本来,土地集中使用既是3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的逻辑结果,更可能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但中国的土地问题岂容小觑，“治大国如烹小鲜”，土地就是最娇嫩的那一条。全神贯注，小心翼翼都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怎能让人用圈地这种大动作来钻这个空子，动这个根本。
我们这里所说的“圈地”是指：资本下乡，与权力结合，通过出租、转让等流转方式，将农民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成片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公司名下，从而换取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规定的“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圈地”的形式通常是：“资本”通过村委会或农业合作社（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民）以每年每亩数十元至千元或等值实物，一次、数次或逐年支付，以取得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通过集中建楼安置以取得农民的宅基地。
“圈地”的目的不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而是：第一，采用整村成建制土地流转和让农民集中上楼，来获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通常占圈地面积的10%左右），经过土地一级开发，再出租或转让。此经营模式为暴利。第二，以落实各级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建设美好乡村”等为名，利用各种条条块块制定的惠农政策，套取政府的各类投资拨款和政策补贴，此行为是常态。第三，虚位以待，挖好“击鼓传花”的陷阱，以等待后续大资金的投入。目前，第一、第二的获利方式是主要的，第三还是预期。
“圈地”的实质是将“土地”活生生地变成了以小博大的金融衍生工具。更由于各级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推动，以及社会资金的充裕，使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圈地”以运动的形式被若干倍地放大复制。
不符合以上描述的土地流转不属于本文谈到的“圈地”
“圈地”的表层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1.“惠农”政策惠到了不该惠的人身上。
2.农民集中居住到了远离耕地的地方，如该“圈地”模式失败后，若再恢复原有生活、生产方式，几乎绝了后路。
3.“圈地”过程中的权钱勾结，会助推农村基层组织黑社会化，农民的土地维权可能将面对执法警察和利益链“打手”的双重威胁。
4.以短期套现为目的，视土地为投机工具的小规模资金一虎挡道，阻碍了以长期共同发展为目的，视土地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较大规模资金的进入。
5.“圈地”有意无意多发生在市、县的郊区，在今后城镇化的进程中，无疑会对统一规划和发展造成不可预计的麻烦和障碍，天价补偿款也会造成新的、更多的社会不公。
6.“圈地”大量占用平坦、易耕的农田，大多改变了土地用途，甚至变相撂荒（种草、种树、种“大棚”）。在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已不足90%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令人堪忧。
更为严重的是，“圈地”的深层危害是长期且不确定的。现在大致能看清楚的有两点：
1.极有可能造成农村社会生活大范围的混乱。试想，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跨村集中居住，靠地租生活，就业和社保均无着落（这些都不在“圈地”模式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旦“圈地”者达到了投机谋利的目的，拍屁股走人，农民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又难以回到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中去，那时候的中国农村会是一幅什么景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失地农民和现有的2.5亿农民工不一样，农民工是作为资源配置要素之一被市场经济“吸”走的，他们目前尚有一块承包地作为最后的退路；而失地农民是因为失去了生产资料而被迫“囤”在那里的，他们没有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土地。二者在现实生活中有交叉，但在理论分析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2.时下中国最有价值且不得不进行的，或称为改革突破口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关于这一点已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而新一轮“圈地”运动，将使得所有涉及土地和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努力化于无形。因为无序的、以谋取暴利为目的的“流转”一旦泛滥，将会使现有土地格局彻底打乱，并注定会出现一个盘根错节、手眼通天的新利益集团，与其今后面对即成事实徒唤奈何，不如现在未雨绸缪。
目前，各地的土地制度改革都已有不少的创新思路和试点，值得认真调研和总结归纳，形成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后，再深入试验。
我们认为，任何土地制度改革都要在国家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即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任何涉及土地的法律、法规、政策、实践，都要做到严格保证或平稳、公正地切换现阶段土地相对于农民的三大功能：
第一，财产（财富）的功能；
第二，生产资料的功能；
第三，最低生活保障（包括居住）的功能。
广东省肇庆市“以股权换地权，实施两级股份化，政府与农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共建共享”的改革方案符合这三个基本原则，就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甚至把这一改革与30年前的“包产到户”相提并论。
农民拿地权换回了股权，离开了土地，成为了农民工或成为了市民，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民就不能继续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农民原有的财产（财富）并不应该因此而丧失。那么，对于这种已经资本化（股权）的财富如何能让农民放心接受呢？我们认为必须满足农民对这种资产凭证的三个要求：
第一，可携带（不能限制迁徙）；
第二，有信用（知名度、违约成本高）；
第三，有收益（“能拿到现金”）。
安徽省铜陵市在“建立城乡发展共同基金，以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支持和引导城乡一体化发展，保证农民分享长期收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思路，并与有关各方（包括信托公司和农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方案在《信托法》的框架下提出土地信托：土地确权完成后，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原生产队）为单元，成立土地公司（或合作社），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成为股东。土地公司将土地经营权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以授权或投资入股等方式代表农民与其他各类资本合作，取得收益后，通过信托计划直接分配给农民。
按照我们提出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要求”，结合两市改革的思路和经验，认真做好试点工作，很有可能总结摸索出一种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土改”模式。
综上所述，为了我国农村长治久安，为了从容打好土地制度改革攻坚战，党和政府应该下大的决心，不管面对权贵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停止这一轮被称为最后疯狂的“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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