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11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与转型模式”的主题演讲。石小敏表示，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中国大规模引入制造业资本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多年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暴露。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基础工业和服务业，才能让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新全球化贯穿过去三十年
石小敏认为，过去的三十年世界发生了五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新全球化，它包括全球信息一体化，全球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由于全球事物的相互融合和连接，新的全球化还催生了价值体系一体化，规则一体化和评估标准框架一体化。第二件是苏东集团的崩解，第三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第四件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第五件是北非中东地区爆发的茉莉花革命。
在这五件事中，全球化发挥着统领和贯穿全程的作用，其它的四件事实际上是全球化展开过程中的大事件。比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意味着新全球化第一阶段受挫，开始进入调整的过程，同时为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石小敏说，全球化是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作为一种新的观察分析事物的思维框架，正在越来越大程度地取代冷战的思维和冷战的分析框架。如果将苏东崩解的分量形容为9 .5级强地震的话，那么中国粉碎“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的分量应当有9 .3级，茉莉花事件则有9级。当前中国决策层的执政方针已经有所调整，以前奉行的是经济第一，现在则把关注民生、稳定社会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国人应当从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一种历史的逻辑。上述的五件大事，真正代表历史逻辑的是全球化，特别是这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非常值得继续探讨的一种思维框架、一种认识论，也可以把它提到发展观、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
全球化思维框架与冷战思维框架有很大的不同，冷战思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要先压倒敌人。全球化思维不是这样的，由于全球变成了一个整体，互相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人们在解决问题时，面对的问题超越了民主国家，超越了主权，它需要全球来共同解决，寻找出新的逻辑规则，并且寻找出新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框架来解决。例如气候问题、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美债欧债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主权的范围了，需要全球合作。这些问题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讨论，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要给全球化冠以“新”字呢？石小敏表示，之所以会有经济学界的人提出新全球化的概念，是因为开始于二三十年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建立在互联网计算机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时代，是信息的全球化引起了同步的金融全球化。
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的市场在空间上也已经一体化了，一大批跨国公司逐步演变为全球公司。何为全球公司？石小敏认为，当一公司本土的销售额、雇佣职员的比重跌到50%以下，这个公司就变成了全球公司。
石小敏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全球的经济结构在整体上越来越变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等级分工的金字塔，全球成为了一个整体的机构，它的价值链条的分工、运转等和二十年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二十年前全球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一个大国带着周围的一些小国的集团化形式，等级分工并不明显，那时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是国与国或者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如今，在对很多事情分析时都是先就全球经济整体分析然后再分析双边关系。“例如中美关系问题，如果在全球体系中仔细分析透了再讨论双边问题的话，许多问题就容易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没有丧失机遇，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给中国提供的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卓有成效
由此引出的新问题是，当前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模式呢？石小敏介绍说，虽然经济发展方式比增长方式涵盖的内容更广，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和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变化，但是从中国的现状来看，重心还是在增长上，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要慢得多，这里要讲的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增长模式。
石小敏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指的是中国总的现代化模式，或者说是治理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总的治理模式。中国近三十年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增长模式上，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从过去30年的实际进度来观察，中国的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是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开放经济，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进行了调整，并于90年代后半期逐步加大了开放的步伐，到本世纪已经是大开放的局面，每一个阶段增长的动力和增长的模式都有所不同。中国在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候，都会发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牵动着中国的治理机构，牵动着中国治理模式的调整。比如部委的裁撤与设立，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这些都能体现出治理模式与增长模式的表里关系，增长模式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带来治理模式的某种调整。
为了将增长模式形象化，石小敏引入了莫比乌斯带的概念。如果将一个长方形纸条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扭转半周后与之前的一端粘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一只蚂蚁可以顺着带子的内圈爬到外圈上来。他说，中国进行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改革和反改革的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壁垒分明、水火不容的，就好比莫比乌斯带，从内圈到外圈很容易。
如果将一大一小两个莫比乌斯带上下连在一起，就会形成“8”一样的图形，石小敏将其命名为“莫8循环圈”。上面的圈子代表国际市场，下面的圈子代表国内市场，上面的圈子比下面的大20倍，意味着从总量上来说全球市场应该比国内市场大20倍。他认为“莫8循环圈”是对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单形象化。
石小敏解释说，中国在2002年以后客观上形成了真正的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在国内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产品，再用外汇购买大宗原材料、零部件，这样就带来了贸易顺差。与之相应的是，从本世纪初，中国人民银行改变了基础货币投放的机制，不再主要靠贷款给国有企业，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收购外汇。到2006年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0000亿美元，央行当年收购外汇占款已经超出了央行应该合理投放的基础货币量，于是市场上的广义货币量大量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央行采取了发行央行债券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式，用以回收商业银行投资，减轻央行的负担，降低整个货币系统的压力。这两个办法减少了基础货币，降低了由于收购外汇导致的外汇占款增长太快带来的货币投放过多的风险。但是由于外汇增长越来越快，央行又没有放开资本流动，于是大量的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在国内搞投资。虽然现在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20%，但是在2002年-2008年，中国国内资金流动的圈子还是比较健康的，这让中国快速地从制造业大国变成了全球经济大国。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特点是政府主导市场，或者说是政府管控、调整市场。中国政府有很多的手段来进行经济调控，除了规划审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是对要素的管控，其中金融体系就是用以管控要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动态化特征
石小敏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各地私营企业，外资很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占到70%—80%，到8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50%—60%。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对待国有企业问题上出现了一段艰难时期。当时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企业没有效益，但是国家还一直供给贷款维持国有企业的生产，这样一来，在很短的时间内银行的坏账就到了背不动的地步。
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实际背景是第一次出现国有工业企业总体亏损，银行的坏账已经背不动了。“抓大放小”在银行系统里很明确，就是银行不再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这样就促使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和重组。
必须承认，国有经济的调整过程是很痛苦的，第一个就是带来了银行的坏账，当时银行的坏账率最高曾达到40%以上。第二个就是中国原有的许多中产阶级，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老职工，被排除出了中产阶级，若干年后变为低收入阶层。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清理，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大门。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之后，很多国有企业破产了，当时在政策上又允许企业融资，这就加大了外商投资的机会。于是原来很多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逐步变为允许收购中方的股份，允许外方控股，取消内销的限制。
石小敏认为，这样的政策调整，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但是中国原有的国有制造业企业，由于长期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经过一段市场的竞争就会出现疲态，在竞争中败退下来，国有企业对内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对外竞争不过外资企业，这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为此，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搞了很多的改革，其中就有外汇改革。中国进行的外汇改革，使得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数上从1：5贬为1：8，为后来中国实体经济持续出口高增长打下了货币基础。
在其他方面，中国还进行了机构改革，裁撤了一大批特权公司，为建立外资大进大出的机制铺平了道路。
2001年中国签署了WT O协议，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引进资金、设备、管理、市场进入到一个成套引进游戏规则的阶段。由于W T O协议的签署，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上的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也大大降低了，同时中国市场上各种资产的估值则越来越被看重。
另外，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回升，最主要的就是投资高速公路，特别是两个三角洲的高速公路建设以及一些港口的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两个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布局空间。
从实际数字来看，据石小敏介绍，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 D P总量翻了一番多，出口翻了两番多，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外资投资企业的总产出，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占整个中国工业比重的10%—20%，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现在大概占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在中国的市场销售的内销比例更是达到了75%—80%，其中只有20%—25%的产品用于出口。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长期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左右，包括高技术出口的85%。
总之，中国在本世纪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格局，各地都在争相进行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各地都在发展工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本部经济。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纳税，包括进出口税，已经占了中国整个工商税收的三分之一。
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瞄准的是国际市场，同时也兼顾国内市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间的增长非常的快。
随着国内资金的不断投资，中国的城市化也全面启动。石小敏指出，以前城市化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辅线，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由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推动，城市化建设发展迅速，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是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包括港口建设。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港口投资变为负增长，政府为了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而由于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政府的投资也十分有底气。
石小敏说到，这一轮大的投资中，真正的主角是地方政府，资金就是地方融资平台。以前县级没有资金，这次允许县级建设地方融资平台，结果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达到了一万多家，而融资额从1 .5万亿元到超过10万亿元。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消费，28万亿的60%—70%是一笔很巨大的数字，将这部分投资回收变现的主要渠道就是卖地，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
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历经多年的快速增长，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政府从2010年开始调控经济，希望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但是去年的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加速下滑。今年的1-2月份经济更不好看，1-2月份的电力消费增长了约7%，去年同期是11%，按这个数据来预测，今年的G D P增速会降到8%以下，甚至是7%以下。
石小敏说，近期经济方面的负面消息是非常多的，比如房子和土地卖不掉，积压越来越严重，工业企业的效率为负，财政收入出现了十几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实体经济下降，企业效率下降，流转税、所得税下降的情况更是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根据深圳的报道，深圳1-2月份的工业出现负增长，这是建区以来没有见过的。
石小敏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投资和消费不成比例，内外需不成比例等等。中国经济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关键是和国际市场联系。中国模式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2002年-2008年，2010年整个世界的经济陷入颓势，但中国由于发展的惯性，经济还在持续增长。但是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问题，很多人都在关心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增长模式的形成，与这30年的全球化是分不开的，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为中国大规模引入制造业资本奠定了基础，抓住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力转移的机会。但是中国目前只是开放了制造业，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等领域，在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开放。由于服务业得不到完全开放，中国大量低效的部门得不到改造，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快速地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石小敏认为，中国垄断部门由于缺乏竞争，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同时服务业大量的就业空间不能被挖掘出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能占到7 0 %—80%，每一个制造业背后有三个服务于它的服务业，而中国连两个都不到，这就使得中国出现了很大的就业问题。由于不能放开教育科研和研发，中国的制造技术也上不了台阶，对高端产品的生产力不从心。所以中国目前的很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中国要想克服缺点，就必须进一步改革，把基础工业和很多服务业开放。中国开放基础工业和服务业，实际上是给自身争到了机遇，也大大地缓解全球经济在危急中调整的困惑。
问与答
问：2002—2008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增长也是非常快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将其纳入“莫8循环圈”？
答：房地产业在中国发展的高潮时间不长，2000年房改才结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是在2004年开始形成的，在2008年以前都受到政府的调控。2009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用了很多手段来支持房地产业，才会出现今天的房地产泡沫。2007、2008年的时候中国每年新增房屋面积是几亿平方米，2009年的时候激增到十几亿平方米。2008年以前制造业投资比重最高的时候占G D P的比重是30%-50%，而2009年以后大部分投资开始围绕城市建设，大概有60%-70%。
现在经济学界里最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危机。成思危先生曾经讲过，中国的次贷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去年中国的商品房供给大约有11亿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各种小产权房。这11亿平方米的分配分为四块，公务员是一块，大约占20%，拆迁占一块，总体也约为20%，三成是刚性需求，剩下的就是投机性买房。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很迷惑人的，政府有时刺激，有时限购，难以把握。
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家流失、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
答：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气滞血瘀的状态，气指的是投资者的心气，血瘀就是资金循环越来越慢。去年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量是85万亿元，刨去充作准备金和滞留在虚拟经济中的货币量，实体经济中的货币量大约有70万亿元。去年中国的G D P达到了47万亿，这47万亿是净资产，对应的销售额要乘以2 .5-3，也就是约140万亿元，这就需要货币一年内周转两圈。
但是从存量的角度来看，70万亿元中有35万亿元用于城市房屋建设，于是剩下的35万亿元需要一年转三圈以上。但是现在货币总的社会周转速度在下降，连半圈都转不了。中国社会资金可用量，实际上是社会资金的存量乘以它的周转速度，这个钱靠降存款准备金率是不行的，因为它无法循环。中国现在的社会可用资金已经无法托起整体经济的发展了，只有等到下一届政府出台新的措施。朱镕基担任中国常务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特别不好，加上金融危机，经济保增长很难。但是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外汇改革、财税改革、机构精简、国企改革、加入W T O等等，才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问：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尤其是金融业的开放会不会给中国带来风险？
答：中国现在的金融业就已经存在很大风险，近几年频发的银行行长携资潜逃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国开放了金融业，用开放来提高透明度，很多新的政策办法就会出台，会弥补现有的漏洞。当然，中国在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问：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看待国务院批准温州作为金融综合实验改革区？
答：现在国企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准入。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打破垄断有三个环节：利率、汇率和市场准入，这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放开，垄断就无法维持。中国的经济体总量巨大，金融汇率市场规模大，需要放开利率、汇率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机制。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