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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2012-04-05 10:54:04 | 冯仑

2011岁末,猫扑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万通地产的冯仑出新书了,周三在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有活动,与崔永元和大学生们一起谈理想,说潘石屹是他带出来的,我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人一起去?”
这个帖子有463个点击和94条回复,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冯是一个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动应当很精彩,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地产行业很吸引人。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半,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陆续入场的学生,和掺杂其间的成熟脸庞,让整个大厅瞬间就满了。中国企业界大腕级人物,如柳传志、王功权、潘石屹、吴鹰……陆续出现在现场播放的视频里。
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
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
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第一次见导师,冯仑看见的是一个一袭黑衣、留着光头、叼着粗雪茄的老头儿。那年冯仑只有22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儿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个。”马鸿模后来成为冯仑的“干爹”,和冯仑是忘年交的好友。
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
他后来在《野蛮生长》中回忆说:“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他曾对一位访问者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
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南德岁月
1989年,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冯仑说:“那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牟其中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尤其在贸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倒卖前苏联飞机成功。牟具备了那个时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征:毅力、勇气和韧性。无论寒暑,老牟都会到玉渊潭去游泳。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这个想法经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演绎后,为公众所熟知。
进入南德一年多后,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创业的故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王又把刘军、王启富拉进来。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有4个人到了南德。人托人介绍,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
牟其中先委任冯为“政务秘书”,后来又让他去《南德视界》当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月薪200元,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大事小事一把抓。
冯仑的工作甚至要给故去的牟其中母亲穿寿衣。媒体曾报道说,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个老头,他对正在忙着给牟母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并继续放大。他习惯倒资金,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
冯仑和志同道合者曾计划私下做点生意,先有经济基础再辞职。他们在门头沟物色了一个店面准备开餐馆,又准备办个帮人出书的皮包公司,叫“万通代理事务所”,后来都没搞成。
牟其中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政治,不习惯授权管理,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思想导致了公司发展不稳定和内部缺乏信任。当南德公司规模很大时,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组建职业经理人团队。
他对冯仑也不信任,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他觉得这是“冯系”,他从老家四川调人来公司,想搞平衡和监视。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的脸色,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
他们想到过兵谏,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但冯深知他的性格,最后只能作罢。在冯仑的印象中,牟其中这个人凶狠霸蛮,在香山吃饭时为争凳子一拳把别人的嘴打得缝了5针。冯仑他们一想到牟其中的土匪劲头儿,顿时胆怯了。
最后只有一条路——出走。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事实证明,冯、王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走后,南德公司有人试图“兵谏”,结果半夜从被窝被人揪起,还被关进了地下室。
冯仑的出走使他和牟其中结下了“梁子”,而且南德的人老往冯仑的公司跑,“梁子”越结越深,先是牟其中见面不搭理冯仑,接着是冯仑发狠放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
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坐牢时,他曾给冯仑他们打过电话、写过信。冯仑和王功权商量后,给了一个回复:“在官司阶段,不介入。如果服刑,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后来,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他说尽管这违背当年“活着不见面”的狠话,但随着岁月流逝,看法变了。
野蛮生长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分拆家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
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冯仑很紧张:“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验完了成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靠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讲述自己的起家史,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那时候,万通的账上有300万,冯仑的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
尽管有着热火朝天的商业氛围,但此时海南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说正常的商业信条,这里有点像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
冯仑对《纽约客》杂志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万通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五千多万。后来出事了,对方不认账,想退钱。当时大领导批示封万通的账,王功权妥协了,签了一个城下之盟,万通又买回了这块地,前前后后搭进去了差不多一个亿。上述细节就是王功权所遭遇的。
在冯仑的记忆中,荒唐事可不止这一件。他告诉《纽约客》:“当时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候有人会就这么消失了,被杀了。政府签章全是假的。但那时非常快乐,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无法无天,毫无限制,不用在意那些老掉牙的传统观念。”
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自由而疯狂,但非常享受这一切。此前,15岁入青团,20岁入党,一直是学生干部,他自嘲:“最后,呸!我完全变了。”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 “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他还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天京之变”。他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兄弟们看,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搞成“天京之变”。
大家同意了,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冯仑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想分开,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冯仑在第一本书《野蛮生长》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
“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就此诞生了。当“老大”确立分家规则、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万通六兄弟”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外界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里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时代江湖的万通,像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各路商业精英,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业界为之侧目。
多年后,冯仑告诉记者为什么他扛了万通的壳子:“万通的始作俑者是我和功权,他走了,只有我来扛,其他人又不放心。”有一天,冯仑和王功权去看他们早期的一个房子,王功权说:“没想到你能扛这么久,太困难了,如果只挣几个亿,天理不容;如果挣几十个亿,我心里不平衡。”
冯仑曾对记者总结从商经历:“成功就像走路,比别人走得长又还活着,还能笑,别人就认为是成功。其实两个字就可以说明白:死扛。”但过往并未使他心目中的理想主义泯灭。2006年11月,冯仑给王功权发了一条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尽管投身很早,也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相比其他同行,冯仑的事业难说辉煌。与他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显得不那么出众,不要说万科,和恒大、碧桂园等同行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在业务探索上,冯仑一直寻找自己的路,也因此屡屡创新。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和他的万通一直都挺忙乎。
通达人生
在冯仑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意味:最开始,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流落江湖,成为流氓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再后来,就成了黑心开发商。
1989年下海时,干爹马鸿模告诉他:“你这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干爹的话一语成谶,当然这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某种认知。
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上,崔永元调侃冯仑是黑心开发商,舞台上的冯仑已经是一个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个商人之外的面相。
冯仑和崔永元之前并不认识,他起初认为崔的理想主义言语显得不太真诚,但一个朋友告诉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这件大事。冯仑专门约了崔永元见面,崔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这并没有打动他,他只是觉得抛开央视这个平台,崔依然是个有才华的人。
之后,王石从冯仑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业,两位房地产大佬发现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处——一个全中国闻名的抑郁症患者,为民族历史不能正确记录而四处奔波。崔永元的坚持与努力感动了冯仑和王石,他们也参与到了崔的口述史项目中。
两个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诚如崔永元所调侃的,有的人挺正经,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经,有的人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房子还建得挺正常。
对于公众来说,冯仑似乎太不正经了:在做企业的过程中,他拿过回扣,也行贿过,给有问题跑路的朋友钱,还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值得玩味的是,企业家“原罪”这个词最早是冯仑自己提出的。他曾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杨鹏看来,冯仑提出“原罪说”,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民营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
2006年11月,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追究和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的否定。
对于一些企业家非常忌讳的经历,冯仑显得非常坦荡:他收过回扣,但转头把回扣交给了公司;有官员索贿,他和对方干架,让公司也跟着倒霉;他让跑路的朋友打收条,说是去自首的路上用;他和黑社会聊天,顺便请教对方如何对付没有底线的官员。
那个曾经在党校课堂上挥斥方遒、言语正经的冯仑开始了自身的某种蜕变。他说:“经过那么多事情,我已经不能平心静气去吹捧了,大家说好,你也说好吗?”他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被蹂躏的结果,“我糟蹋自己总可以了吧?我娘的儿子我做主,我想欺负他就欺负他。”
冯仑的段子是一流的,他并不抗拒媒体,他的博客至今仍坚持更新。他还写过两本畅销书,在他对媒体的言谈和书中,一些精彩语录被广为传播。
不过,冯仑并不同意自己说的是“段子”。他曾经对媒体说:“我最多是像李敖一样,把正经的事用荤的、素的、俚语的、民间的方法揉碎了说,有时是性解释而不是诲淫。李敖说台湾是中国的睾丸,不勃起没什么用,勃起它就不能少。这叫段子吗?不叫段子。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深意。”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他常常想起干爹临死前的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去看干爹,他坐那哭,重复地说一句话,‘荒唐啊,荒唐啊……’他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跟我说的。因为早年打日本,鬼子拐走了他女儿。打国民党,他把他干爹都杀了。现在他干爹的孩子,在两岸开放以后,打上门来找他。他跟共产党走,不停折腾他,他教的东西,学生们一个都不信。”
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四十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如同西西弗在做一件荒唐的事情,冯仑的感慨是:“最近我也在想,我他妈也荒唐。我干爹荒唐,我怎么也荒唐呢,是吧?我觉得中国社会再也不能这样了,你必须让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长远的预期,有制度的信赖感,有安全感,不要再有荒唐感,干爹的荒唐感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在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即便在外界看来,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他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这或许是先天气质使然,但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冯仑并不认为思考家国天下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他会拿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举例,认为单纯做一个企业家没什么不好。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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