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近日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
这份由孙立平教授撰写的报告所指“转型陷阱”，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报告认为，现在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报告用大篇幅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垄断性国有企业壮大，大项目甚至泡沫推动，以及自然资源消耗，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既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也因为人们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第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不仅使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
第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
第四，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幻象”，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判断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大维稳”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第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的失控和行为的失范：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报告认为，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权力与市场手段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进入21世纪，一种新体制逐步定型--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报告指出，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左右之争”演化为“左”是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右”是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而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体制的手段。
报告认为，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几个问题都不可回避而必须加以解决：
首先，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报告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
来源：财新网 |